尊重现实，不等于放弃原则 ——商榷卫子游先生

首 先感谢《民主中国》刊登拙文「不要误入歧途——评卫子游“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和卫先生辩解文章「哪儿是“正途”，哪儿是“歧途”？ ——对李大立《不要误入歧途》一文的回应」，让对中国民主化不同的见解有一个讨论的园地。我们大家都希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化，在此基础上展开不同意见的讨 论，共同探索中国民主化的成功之路，只会有助于民主化的实现，《民主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至于拙文与卫文的根本分歧，相信广大读者自会鉴别，笔者不想再纠缠。但我建议卫先生有话直说，不要事后再来解释，以免浪费编辑和读者的时间。

然而近日看了卫先生的另一篇新作：「一种渐进主义的民主化方案 ——《论人民代表》之二十」又觉得言犹未尽，有感要发。笔者与卫先生素不相识，本对事不对人的原则，笔者认为卫先生说得对的，如批判邓小平「过河论」，则 诚意引用(见「争鸣」杂志2月号拙文「天大的笑话」)；认为不妥的，就斗胆提出来讨论请教，希望越辩越明，有益于中国民主事业。

对于卫先生这篇新作引经据典的理论研究，笔者不予置评。唯建议卫先生少用一些诸如「西化、全盘西化未必好，也未必一 定就不好」之类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标题，明确说出自己的观点。本文仅就卫文中的「一条可供选择的代议民主之路」提出不同意见，为免卫先生再次觉得被「曲 解」和「冤枉」，特将卫文中有关段落及批注全文摘录如下：

「我的建议主要有四个要点（30）：

1、 把现在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委员会改成参议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其在转型期的作用主要是防止民选后的全国人大、国务院制定或执行可能 引发内战的法律及政策。其行使职权的方式严格按照民主国家的议会形式运作。作为补充，撤销自上而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的骨干成员作为“泛红阵营” （31），与中共中央委员会共同组成参议院（32）。下级党委和政协在过渡期间可仿照这种模式办理，由于省及以下不需要两院制的重复设置，以后分阶段逐步 取消这种基层的“泛红阵营”联席会议。“泛红阵营”决策会议的成员，在十到二十年的转型期内分别由中共和所谓的参政党成员直接选举。这个期间之后，当全国 民主走上平稳坦途后，参议院当向其它党派开放，不再由“泛红阵营”长期据为己有。

2、国家的实际决策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议士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财政权划归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一级也与参议院无关。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运作也严格遵守民主国家议会的各项原则。

3、国家元首不再由中共垄断，实行直接选举产生，国务院首脑原则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多数党领袖担任，但需得到国家元首同意并经过“泛红阵营”联席会议——参议院通过。

4、限制国家机关权力，重新界定国家与省的权力范围，扩大省权，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泛红阵营”联席会议立法权缩小到省无法管理的国务范围之内。

批注：
30、相对比较完整的转型理论，自然还应该包括军队与共产党脱离，警察、检察官、法官由行政和人民代表会议任命，而非由中共的组织部门任命，中共放弃意识形态垄断等。因超出本文范围，故未予论列。
31、仿照台湾“泛蓝”、“泛绿”的定义，把中共及其支持者，即所谓的八大民主党派，通称为“泛红阵营”。
32、 把中共中央改变成参议院的想法，受到四种资源的启发。一是李聃《道德经》第八、九两章中蕴含的哲学，“上善若水。……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持之盈之，不若其已。揣之锐之，不可长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二是《中庸》无过与不及持之以恒的思 想。三是英国封建贵族主导上院的历史，见《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前引书，P88-91。四是孟德斯鸠的一种观点，孟德斯鸠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 总有一些人因出身、财富或荣誉等缘故而使自身高出普通民众之上。如果他们和平民混杂在一起，公共的自由就会成为对他们的奴役，而且他们不会有保卫这种自由 的任何兴趣，因为大多数决议都是和他们作对的。所以，他们参与立法的程度应该和他们在国家中享有的其它利益成正比。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团体，有权制止平民的 侵犯，正如平民有权制止他们的侵犯一样，这就将有助于实现各阶层间的和平相处，孟德斯鸠着《论法的精神（上）》，前引书，P159。」

不知读者们读完了卫先生这段原文有何感觉？请恕笔者不敬，敝人读毕简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直至细细读完卫先生的 洋洋万言，包括几十条注释，揣摩卫先生的原义，才大致明白卫先生为中国设计的「十到二十年转型期」政制核心内容是建议中共「逊位」，执掌「参议院」，继续 手握大权变相独裁专制，因而又觉得荒唐可笑(请谅)。虽说卫先生在这两篇文章中用心良苦地为中共着想，先提出「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和「各级人大常委会议 辩论制度化」，「不涉及丢掉执政党地位这个共产党最敏感的问题，江山不会“易帜 ”，只是决策的程序由闭门会议改为开门会议，可说绝对不会产生任何混乱」。继而又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整体变身「参议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 「作用主要是防止民选后的全国人大、国务院制定或执行可能 引发内战的法律及政策」……。

但是，中共决不会领你的情，因为嗜权如命的 中共绝不可能主动交出政权；大陆人民也绝不会领你的情，因为他们为中国民主奋斗了几十年，目标绝不可能是变相的独裁专制。至此，笔者才明白卫先生之所以屡 屡在中国民主化道路的设想方面提出一些「护党救党」，从而阉割了民主本质的主张，是因为卫先生「屁股没有坐到人民这一边来」，时时处处为共产党维护政权着 想，而没有从人民大众渴求真正宪政民主的愿望出发。因此卫先生提出的所谓「民主现实道路」「可供选择的民主之路」势必成为「民主歧途」。或许卫先生会说： 我们必须面对中共武装到牙齿的现实，不可以挑战他的政权，只可以从维护他的统治出发，设想一些首先它能够接受的「民主方案」。卫先生忘了独裁专制和民主宪 政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你无我，不可能共存于一体，在中共认识到暴力得来的江山社稷，并非一党私产，应该交还人民，由全民普选来决定执政党之前，企图 找出一个既能满足中共继续独裁专制的欲望，又能满足广大民众实现民主宪政强烈要求的折衷方案是不可能的。当然，笔者同意卫子游先生关于「暴力得来的政权必 靠暴力维持」的论断，和终止「以暴易暴」革命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用颜色革命的手段，想要得到的只是卫先生所设想的半吊子民主。民主的目标和争取民 主的手段是两件事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以因为尊重现实就放弃原则。从卫先生的建议看，窃以为，至少卫先生没有摆正尊重现实和坚持原则的关系，未能找到 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兹就卫先生的新建议请教如下：

1.卫先生建议中的第一点说：「把现在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委员会改成参议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 长）」，「全国政协的骨干成员作为“泛红阵营” （31），与中共中央委员会共同组成参议院（32）」。如果没有理解错，是否卫先生想说：全国政协中各民主党派的「骨干」(少数)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 (多数)共同组成所谓「参议院」，且中共党魁当然兼任「参议长」，而且「在十到二十年…….之后，当全国 民主走上平稳坦途后，参议院当向其它党派开放，不再由“泛红阵营”长期据为己有」？

笔者认为，先勿论该「参议院」是什么性质和权力的机构？是否经人民授权？是否有代表性？是否有认受性？单就其组成来 说，各党派平等吗？和现今的中共一党独大有何区别？和「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有何区别？中共和「民主党派」组成的所谓「泛红阵营」憑什麼独霸「参议 院」十到二十年？

2.卫先生建议中的第一点又说：「(参议院)在转型期的作用主要是防止民选后的全国人大、国务院制定或执行可能 引发内战的法律及政策。其行使职权的方式严格按照民主国家的议会形式运作」。「国家元首不再由中共垄断，实行直接选举产生，国务院首脑原则上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中的多数党领袖担任，但需得到国家元首同意并经过“泛红阵营”联席会议——参议院通过。」

笔者建议卫先生先搞清楚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权分立是甚么意思？再来提出你的「建议」。照卫先生的说法，「全国人 大」既为民选，又「制定……法律」就应该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会」(或称「立法院」，属于最高权力机构)。那么卫先生提议非民选的所谓「参议院」就只能是 咨询机构，不可能成为「议会」，不可能是权力机构，更不可能「防止全国人大……」。而所谓「国务院」则是行政机构，不可能如卫先生所说民选产生。照西方民 主国家惯例，所有公务员政治中立，国务院首脑及各部长由民选总统提名，经议会表决通过，总统任命，卫先生建议民选「国务院」及其首脑，岂非国际笑话？

3.卫先生在其建议第一点中称所谓「参议院」为「泛红阵营决策会议」；建议第二点中又说：「国家的实际决策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笔者请问：一个国家怎么可以并存两个「决策机构」？到底谁是所谓「决策机构」？笔者提请卫先生注意：你所说的「决策 机构」只是共产专制国家的专用名词。在民主国家里只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并不存在什么「决策机构」。民选总统及其政府的一切重大决策，必须通过议会表 决，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自行「决策」。卫先生所建议的非民选产生的所谓「参议院」却高据民选的「全国人大」之上，还要成为「决策机构」，这算什么「民 主」？

4.卫先生在其批注第32条中说：「 把中共中央改变成参议院的想法，受到四种资源的启发…….。」

姑勿论其一二：《道德经》和《中庸》问世之时，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已经有了民主宪政和两院制的思想，卫先生是否过份抬 举了老祖宗？谨就其三四：「英国封建贵族主导上院的历史」和「孟德斯鸠的一种观点，在任何一个国家里， 总有一些人因出身、财富或荣誉等缘故而使自身高出普通民众之上…….」而言，卫子游先生的观点也站不住脚。

英国的上议院又称「贵族议院」，起源于十四世纪国王的「御前会议」和后来的「咨询局」，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但自 1911年通过及1949年修订的「英国国会法案」(Parliament Act)始，这个非民选的议会机构已不断进行大幅改革，其权力被大幅削减，除预算案及各种财务拨款案外，其余所有下议院通过的法案，上议院已无否决权，只 剩下搁置宕十二个月以及出任終審法院大法官的权利。1999年「上议院法案」决议移除所有贵族在上议院中的世袭地位。今年3月7日，英国下议院通过一项具有历史意 义的议案，建议对上议院进行彻底改革，议员将从世袭或任命改为全部由选举产生。伦敦泰晤士报以「上议院改革抢走贵族最后的奶酪」为题发表评论说：「此议案 如果实施， 将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体改革，使英国宪政体系发生巨大变化。」而英国下议院又称「平民议院」，全体议员由民选产生，拥有立法、财政和监督权，才是 议会的权力中心。内阁大多数的阁员出自下议院，自1902年以来，所有的首相尽属下院议员。

由此可见，即使像英国这样的传统君主立宪制国家，也在迅速向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和民主宪政靠拢，不明白为什么卫子游先 生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我们学习英国上议院？建议中共中央加上几个「民主党派骨干」组成中国的贵族院？这些靠吹牛拍马，为了升官不顾人民死活、不惜破坏环境 大搞政绩工程的政治暴发户，加上几个只会看风使舵，阿媚逢迎的民主党派骨干，有英国贵族那样的绅士风度和文明素质吗？人家都在逐步放弃贵族特权平民化，卫 先生却为我们中国的特权分子贵族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卫子游先生对民主宪政的理解肤浅之余，怀疑卫先生连续提出的「中国民主化现实道路」是否有为中共解套之 嫌？

笔者以为，大陆人民大众不要被某些专家学者引经据典地玩弄民主词藻所吓倒，民主其实很简单，不是为民作主，而是人民 作主。台湾已经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提供了最好的榜样，那就是执政党将暴力得来的政权交还给人民，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自己作为其中一个参选政党平等 地参加全民普选，让人民来决定委托谁来组织政府，由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运作，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正途。任何以「党内民主」取代国家民主，任何保留某党某派小圈 子政治特权，保留未经民选的任何人政治地位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当了！

以上观点仅一己之见，请教卫子游先生，更希望广大读者讨论批评，只有到了民主观念深入民众的那一天，才是中华民族实现民主理想的一天。

(14, Mar,2008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刊於08年3月27日「民主中國」

中國足球「很黃很暴力」

筆者曾經在貴刋發表過幾篇評論中國足球的文章，本已對中國足球失望至極，不願置評，最近看了中國舉辦的「東亞四強賽」不得不再說幾句話。

中國隊在這項賽事中二負一勝得第三名，可是三場比賽中卻一共得了十七張黃牌兩張紅牌，平均每場得牌6.3張。最後一場對朝鮮，竟一舉獲得八黃二紅共十張罰牌，十一名出場隊員平均幾乎每人一張，被亞洲足協重罰14500美元，不但創下單場比賽得牌的紀錄，也創下了國際賽事總得牌的世界紀錄。中日比賽結束後，連一向對華友好的日本足協主席川淵三郎都向亞洲足聯投訴，表達了對中國隊粗野踢法的嚴重不滿，他指出：「這樣下去的話，中國足球永遠也強大不了！」中國退役金哨陸俊表示，當值朝鮮裁判在該場向中國隊出示五張黃牌，已經執法不嚴了，根據國際足聯的規定，像中國守門員宗磊的飛踹、後衛李偉鋒的卡脖子都可以出示紅牌逐出場。最後一場對朝鮮，中國隊員更屢屢蓄意傷人，不像足球比賽，卻像表演功夫；賽後頒獎時，重慶觀眾對中國隊及足協「龍王」發出噓聲，質疑他們「不會踢球，祇會踢人」。

這說明甚麼問題？不但說明中國足球從「領導」、教練到球員們的精神崩潰，到了集體瘋狂的地步；更說明了國家民族的精神崩潰，到了不顧顏面的地步。代表國家出賽的足球運動員在足球場上野蠻粗暴的表演，讓世人再一次見識了中共的所謂「和諧社會」是什麼東西？這不應只看作是一場單純的足球賽事，實際上是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整體道德水準的檢閱，也是中共視為「壓倒一切」的奧運會預演，結果卻不但清楚地表明了中國足球加速走向沒落，更清楚地表明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加速走向沒落，國際輿論有權質疑中國是否有資格舉辦奧運。

為什麼這樣說呢？筆者早已著文說明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體育水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現狀；而在所有的體育比賽項目中，足球是最激烈對抗同時又最講究技術和戰術的比賽，它最大限度地融合了個人技術的自由發揮和集體配合的團隊精神，因此，從足球隊的身上不難看出不同國家的整體面貌和民族精神。中國隊與南韓和日本的比較，讓人們更加清晰地看出了中國和這兩個東亞近鄰全方位的巨大差距。

看過這幾場比賽的觀眾，一定有一個共同的印象，中國國家隊無論技術和戰術都遠遠比不上日本和南韓，儘管他們這次來參賽不過是國家二隊。中國隊員個人技術一塌糊塗，連傳球停球控球運球等基本功都沒有練好，對方一迫搶就失球，還照例一撞就倒，最離譜的是每場比賽起碼有十來次面對面將球交給對方，我身旁的觀眾忍不住大叫：「中國隊是不是色盲？！」其實他們都不是色盲，並沒有把對方的球衣認錯了，而是技不如人，力不從心。說到戰術更是氣人，對日本隊一場在落後情況下，明明長傳吊衝已經無效，卻死不悔改堅持錯到底，失球後七十多分鐘單一打法，毫無起色，連電視評論員都聲聲哀嘆：「再不改變就沒有機會了！」可是場外外國教練卻無動於中，一味蠻幹到底，結果只有失敗而回。以這樣的技術和戰術參加世界杯外圍賽，百分之百沒戲。

中共官方足協「掌門人」看不到中國足球的根本問題在哪裏？就等於中共政權看不到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在哪裏一樣，他們只知道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所以永遠都不能找到病根，更談不上對症下藥了，越病越深，最後必然覆亡。為引進外國先進的足球技術和管理，高薪請來外國教練，請來了又不信任人家，處處掣肘，別的本事沒有，搞官場政治一流，女足法國教練伊麗莎白說：「什麼簡單的事情到了足協那裏就變複雜了。」本土教練輸了球，換外國教練；外國教練輸了，又換本土教練，如此反反覆覆也不知多少回了。唯一的一次2002年趁日韓不參賽的機會，僥倖進了世界盃，卻成了可恥的「三零部隊」，打回原形，被評為「最沒有進取心的」球隊，給國家民族帶來恥辱。去年亞洲杯大敗以後，幾經周折請來兩個東歐塞爾維亞教練，又想擔綱又怕負責，竟然搞出什麼「總教練」和「主教練」，一會兒福拉多；一會兒福拉多-杜伊；一會兒又杜伊，分工不明責任不清，政出多門；一會兒451；一會兒442；一會兒又541，球員無所適從。不老老實實提升整體足球水準，卻把心思全花在形而上學之上，比如說：本來甲乙丙丁、ABCD不過是區分等級，中國卻搞出什麼甲A、甲B這種自欺欺人的分級；人家德國法國足球水準那麼高，都沒有自稱「超級聯賽」，中國卻模仿英超搞什麼「中超」，名不副實也不覺得臉紅。更可笑的是動不動就下「必殺令」，也不動腦筋想一想，如果靠「必殺令」可以贏球，中國早就是世界冠軍了！從小小一個國家足球隊身上，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典型的中國官場政治，這種腐敗的政治過去幾十年已經害得國家奄奄一息，拿它來運作足球，豈有不敗的道理？

足球比賽歸根到底得靠在場上拚搏的足球運動員，他們的素質直接影響到其技術戰術的發揮，直接決定球隊的勝敗。而足球運動員來自社會，整個社會的文化素質，道德水準和精神面貌必然會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來。有怎麼樣的社會，就有怎麼樣的球員。和日韓球員相比，中國社會的全方位落後一目了然。比如說像李偉鋒這樣既沒有文化教養，又沒有道德水準的運動員，一而再，再而三在球場上動粗，成了國際知名的紅牌大戶：上一屆東亞四強賽就因為出手推倒韓國球員，當時被裁判誤判另一球員出場，導致以九人應戰；世界盃外圍賽又因為被罰關鍵場次不能出場；這次東亞四強賽又首先動手卡對方脖子被罰……，筆者早幾年已指出，像李偉鋒這種屢教不改的球員，既讓國家民族蒙羞，也影響球隊的整體配合和戰術安排，就應該永遠開除。可是，在中國目前這種用金錢堆砌的畸形足球環境下，從「領導」到教練，都只看到眼前，急功近利，只要用得著他一點「技術」或是「經驗」，就不顧思想品質，不顧對球隊的影響，對他一再姑息，其結果就必然是令球隊一敗再敗，令國家名譽一再受損。

其實遲至今日再來討論中國足球的技術和戰術已經毫無意義，因為中國足球的病根不在這裏，筆者曾經多次指出病根在體制和制度上。中共政權連足球協會這樣的體育運動協會都不敢放手讓民間自行組織，一定要「黨領導一切」，指派不懂足球的排球教練袁偉民、官僚出身的「閻掌門」、「龍王」當足協主席。全體足球界從業人士從俱樂部經理到球隊教練、球員等等都無權表達自己的意志，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甚至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被這些外行官僚操控一切，決定一切，怎麼能有積極性和自信心？中國足球怎麼能發展？中共政權對權力的緊張，造成其壟斷一切的局面，從而做成了諸如體育、文藝和科學技術等等專業團體的政治化；而專業團體的非專業化，又勢必造成與世界發展水平脫節和落後，各方面的差距不斷的擴大，如此因因相報，惡性循環，最終必然加速中共一黨獨裁專制政體的解體覆滅，這既是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也是的有目共睹的事實。人民群眾對中國社會貪污腐敗恨之入骨但又徒呼奈何；廣大球迷對中國足球隊幾十年恨鐵不成鋼，但又無從相幫。筆者認為，不用悲觀，人民群眾自有移山之力，團結起來實行顏色革命就是中國社會的出路；而對中國足球，就唯有集體抵制，讓國內超級聯賽和國際比賽的場地上空無一人，這也許是你們唯一能做的「維權」，是促成國家社會和足球運動徹底改觀的唯一希望。

(26/2/08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pot.com)

(略有刪節刊於「動向」雜誌08年3月號，此處是全文)

小家庭·大時代——推介《中國—— 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

上海復旦大學文學博士裴毅然

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說：“自傳雖是一個人的歷史，但卻是史學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離開了傳記材料，歷史的建構，無論規模大小或時間長短，都是不可能的……自傳出於傳主的親筆，是所謂第一手史料，價值更高，遠在後人所寫的傳記之上。因此我們研究歷史的人無不盼望著自傳的出現和流傳。”[1] 筆者近年專力于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研究，讀了數百部（篇）個人傳記，十分認同余先生“傳記建構歷史”的論斷，每一部自傳的出現都會引起我強烈的閱讀期待。尤其海外出版的自傳，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的期待度會更高，渴讀度也更強。

李大立先生的《中國—— 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乃是李先生六旬過後的回憶錄，且因身患癌症，有了強烈的生命敍述願望，故而勉力留傳於世。李先生本名容國維，字張之，喻指“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名字搭配如此機巧，一望可知出身書香。祖父容伯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既認識孫中山，任職國民黨廣東支部總務主任（支部長胡漢民），也認識共產黨人李大釗、林伯渠，主辦過廣東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中華新報》，並宣傳過共產主義，被吳鐵城槍殺。外祖父畢業于美國康奈爾大學。其父畢業于交通部柳州高級鐵路學校，抗戰後出任廣州鐵路站長。其母出生香港，就讀于貴族名校聖保羅女子書院，中英文俱佳。李先生本人不足五歲入學，1962年畢業于廣州頂尖中學——廣雅中學，1967年畢業上海同濟大學。這樣一位出身與教育俱佳的“中產子弟”，躬逢反右—文革這樣的大時代，小家庭的悲歡離合自然捎帶上時代的興亡盛衰，不免有了許多曲曲折折的故事，一經撰述風詠，當可嚼吮一番。

該傳的最大特色是真實性。同濟出身的李先生以工科態度操文科之事，追求客觀真實乃是本色當行，或曰“習慣性思維”。該傳一路據實寫來，入微的描述、詳盡的細節，處處可引起親歷者的回憶性映證，事事可找到歷史背景與時代邏輯。筆者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尤其是作為那個時代的研究者，也從中得到似曾相識但又首次聽聞的許多故事。

真實總是最有力量的，真實也一定來自於細節。如該傳對大饑餓（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有一段堪稱經典的描述。1960年初，年近六旬的姑母從澳門偷渡入港，以家庭婦女身份月賺900港幣，時合人民幣300餘元，達到七八級中共高幹的薪階。她那時每次回穗探親，最好的禮物竟是帶一鍋紅燒肉：

在那段全國陷入大饑荒的歲月，姑母每次上來廣州都帶一大鋁鍋紅燒肉，一寸見方肥瘦相間的紅燒肉浸在褐色的醬油裏面，面上漂浮著一層白色的豬油。在那段饑餓的日子裏，這是比金子還要貴重的禮物。我只記得自己在饑腸轆轆的情況下，吃下一塊姑母帶回來的紅燒肉，空蕩蕩的肚子受不了這突如其來的脂肪，沒有能力消化它，反而不斷從胃裏往上湧出一股蛋白質的氣味，幾乎因此引致嘔吐；吃下一塊這樣的紅燒肉，好幾天都覺得飽。姑母一個年近六十的老人家，肩挑背馱帶著一大鋁鍋紅燒肉長途跋涉給我們這些年輕人補充營養，真是令我既感動又傷感。（P-162）

該傳的另一特點是家族群體列傳，從一個家族的整體遭遇上反映赤色思潮的碾壓痕跡。如表姐朱丹霞原本嫁與才郎，親戚們都認為天造地設，育有一子二女。但成份論及南下幹部插足弄得這對恩愛夫妻反目成仇，表姐為追求“進步”，不顧子女尚幼，硬與資本家兒子的丈夫離婚，以示與剝削階級劃清界限，逼得溫文爾雅的丈夫居然想自殺與殺人，最後觸電斷失二指。妹妹容洵美天生麗質，聰明伶俐，不得已嫁給外省工人子弟，年僅33歲即勞累而死。一條階級論，當年擺弄出多少這樣“成分婚姻”的悲劇。

由於家庭出身及父母歷史問題，少年李大立初識愁滋味。其後，父親一步步降職降薪，從廣州站長調為佛山站長、西南站長，最後降為普通員工。而父親的每一步遭遇又如何牽掛著家人的命運，包括母親的下放勞動、妹妹的婚戀與死去，他內心所激起的陣陣漣漪與波濤，無不在書中一一展現。

另一富有歷史資訊與閱讀趣點是：貌正學高的廣州靚仔李先生，居然30歲尚未找到對象，而之所以淪落至此，乃是因為大學裏錯過很多機會，畢業後卻想找一位女大學生，而且獨鐘上海小姐。身在貴州大山裏的李先生，他的婚戀軌跡最後竟是“寶雞相親”、“昆明邂逅”。原本上寶雞去見一位西安女大學生（被認為是“最後機會”），失望而回，卻在昆明挽上一位上海知青，還是一見鍾情。如此偏愛上海小姐，既有時代特色，也有個人因素，趣味多多。

李先生不避醜陋地記述了大饑荒年代如何偷吃食堂炒河粉、如何省錢搭車、如何為七元薪差盤算心機，以及如何一點點對共產思潮產生價值質疑，清晰留下一位1960年代中國大學生對社會與歷史的反思腳印。

李先生的命運轉機發生於1980年代中期，得力于母親首先移民香港，然後他以41歲之齡攜家移港，完成人生戰略大轉移，打拼於港美。近年關掉紐約曼哈頓百張座席的中餐館，轉行“自由撰稿人”，專心撰述，已發表百餘篇政論，並撰成這本傳記，希望能為中國的民主自由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他畢竟還惦記著這塊土地上的事兒。李先生能夠留下自己走過的腳印，將自己的個人生平留示世人，且達到一定深度，無論如何都是值得尊敬的。雁鳴長空，暮雲播雨，該傳忠實記錄了一個家族的“非正常活著”，林林種種，讓讀者通過事實去得出自己的判斷。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世上惟有符合人性的價值理念才能天長地久，社會科學領域的所謂真理也只是符合人性的一種認識。各種被描繪得再好的東西，即使一時其興也勃，但歷經實踐的檢驗，最終必然其亡也忽。任何政治人物的政績最終須由人民評說，依靠暴力把持話筒的自說自好，只會留笑于後人。而且，歷史又不可能只由大人物獨唱獨演，經濟基礎的小人物聯繫著巍巍高聳的上層建築，他們的每一聲泣笑都在注釋著時代，都是對政治大人物功過的評估考量。從廣義上來說，李先生這本回憶錄乃是赤潮退落後留在沙灘上的一粒貝殼，裏面既存有大海曾經的轟鳴，也留下種種無聲的昭示。

歷史需要敍述才能得以保存，人生需要記載才能成為經驗。尊重每一位生命就是尊重我們自己，閱讀別人的傳記，會得到許多意外之財。雖然該傳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之處，情節失於枝蔓，篇幅失於冗長，但真實性使它擁有自身的重量，會沉澱為那一時代整體記憶的一部分，並最終進入學者視野，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研究的基礎資料。

2008年1月3日於上海

(刊於08年3月號「爭鳴」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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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时：〈代序：人生识字忧患始——中国知识人的现代宿命〉，参见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5月第2版，第1页。

三分雪災，七分人禍

胡溫政權一面高叫提高執政能力，建設和諧社會；一面謳歌盛世，粉飾太平，可是老天爺卻不客氣，一場無情的大雪將苦心經營的繁榮假像打回原形。據官方統計，截至二月十八日，全國十七個省市一億二千萬人受災，經濟損失達一千一百億元。從這場雪災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性的缺陷：中共胡溫政權先是驚慌失措，生怕聚眾鬧事威脅政權，九個政治局常委傾巢而出分赴各地，務求穩定；繼而文過飾非推諉責任，每逢發生天災總是以「五十年一遇」、「一百年一遇」為自己的顢頇無能作藉口，卻從來不知道找出根本原因。這樣下去，不需人民造反，老天爺再發幾次脾氣，中共政權就玩完了。

事實上，從一月十日華中首場大雪開始，胡溫政權一直木知木覺，二十一日華中華南普降大雪，三峽輸電線路被壓毀，京珠高速公路中斷，鐵路航空運輸癱瘓，二十二日晚上第三場大雪造成貴州湖南等省廣泛停電後，分管救災搶險的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不但沒有親自到災區視察，還在北京觀看「傾注三農專題綜藝晚會」！直至二十七日各地煤電油告急，溫家寶才召開全國電視會議要求各地「確保煤炭生產和春運」。在一個集權專制的國家裏，沒有新聞報道的自由，也就沒有信息的自由流通，在剝奪了普羅大眾知情權的同時，也嚴重地影響了官方訊息的收集和傳遞：如果珠三角千萬民工都知道北上火車不通，還會蜂擁廣州火車站捱飢受凍苦等嗎？如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都知道情況嚴重，還敢在那裏逍遙自在嗎？所以說中共新聞專制愚不可及，害人害己。

筆者節前回廣州，一上出租車司機就說：「幸好你去天河，否則就要繞路了，廣州到處封路，環市東路都封閉了。」年初五筆者和幾個朋友在站前路站前橫街飲茶，那是一條遠離火車站幾公里偏僻幽靜的小街。一位居住在附近的鐵路工程師朋友告訴我：「幾天前，這裏還是水洩不通。」他說全國十幾個鐵路局都派人來廣州支援，連東北錦州鐵路局都來了人。二十九日廣州火車站已經聚集了十幾萬人，鐵道部還說：「今年春運的秩序好於往年，沒有客流積壓滯留現象出現」。可能他們根本不了解下情，也可能是蓄意說謊穩定民心。電視報道所見，廣州火車站附近的天橋底人山人海，官方出動了數萬武警和軍隊，封鎖廣州火車站周圍數公里地區，用武力將民工人流硬性切斷，將他們分隔開來。這朋友說這是六四以後全國最大規模的人群聚集，民工充滿了對當局和現實的不滿和忿怒，要是有人帶頭衝擊車站、推翻汽車、燃燒輪胎、搶劫商店就會釀成大亂。他住在附近都很擔心，準備了鐵橫槓隨時頂住大門。當局一方面在使用強硬手段的同時，另一方面又施用小恩小惠寵絡人心，平時對千萬民工的疾苦不聞不問，此時為防民亂不惜動用巨額公款，連續數週將八元錢的盒飯以三元錢供給數十萬滯留廣州的民工，以免數萬飢寒交迫的民眾起而鬧事。

筆者想過，為什麼地處嚴寒地帶的北歐北美甚至俄羅斯都不會發生什麼「雪災」，反而在中國的南方，幾場大雪就令大半個國家癱瘓？不是老天爺欺負中國，而是自己不爭氣，歸根結底毛病出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上。

筆者居住在紐約，通常說紐約的雪比中國南方大得多，有時候連續幾天大雪不停，積雪近米把門都堵住了，可是卻從來沒有「雪災」。2006年美国东部下了场五十年不遇的大雪，统计资料记载地面積雪近70厘米。但是高速公路上提前撒雪盐或边下边撒，铲雪车不停地铲，纽约市出动了近2千辆铲雪车和300多部撒盐车，近5千名清洁工人分两班24小时铲雪。令积雪处于融化的状态，虽有交通事故，但基本畅通。尤其令人称奇的的是，星期天下午开始停雪，星期一早上纽约市所有的捷运系统已全部开通。紐約市政府還立例每家每戶負責清掃門前人行道上的積雪，否則，若有行人滑倒，該住戶須負責一切醫療費用。所以大雪過後，家家戶戶「各人自掃門前雪」，行人道暢通無阻。美加每遇大雪，卻從不成災，還因為他們的基礎設施非常紮實，經得起大自然的考驗。反觀我們中國，幾場不大不小的雪，就把高壓電線塔壓垮了、火車飛機汽車全部停開、交通全面癱瘓、不少地區停水停電、物價高漲、社會一片混亂……、說明什麼問題？要麼是設計標準太低、要麼就是偷工減料豆腐渣工程、要麼就是毫無應急預備設施、要麼就是管理系統陳舊落後……，總之，不要怪老天爺，要怪就怪自己。

同樣是遇到了天災，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無論從思維方式、處理方法和民眾反應以致最後結果都大不相同。美國發生風災水災，新聞媒體現場二十四小時不停播放滾動新聞，讓全國都第一時間知道現場的真實情況，以便作出決策展開救援。災民採訪所見，沒有一個讚揚政府的，都是批評政府沒有預見性，救災不力。因為他們覺得政府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拿了納稅人的錢，就應該為人民辦事。而他們的政府也真視人民為上帝，不敢怠慢。除了政府海陸空積極救災之外，民眾團體的協助以及民眾之間的互助起了極大的作用。奧爾良水災的時候，政府出動過五百輛大客車不停地將十數萬災民運往休斯頓，大體育館入住了數萬人。休斯頓居民熱情地敞開家門歡迎來自奧爾良的受災同胞，全美國人民為災民們重建家園慷慨捐輸。反觀我們中國，一切由「黨和政府」包辦：當局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報喜不報憂，報紙電視連篇累牘報道各級官員如何在第一線指揮救災，歸心似箭的民工們如何對「黨和政府」感激涕零。而民工李紅霞在車站廣場被人踩人踩死、李滿軍從站台天橋跳下火車車厢頂被電死、趙寶琴從高架橋上摔死……等壞消息則一概封鎖。年廾九晚廣州轉播的香港晚間新聞被腰斬十幾分鐘，其內容除了程翔獲釋就是廣州火車站這些負面消息。而一旦災難過去，照例又勞民傷財大張旗鼓地表彰什麼「抗災英雄」。對待滯留廣州數十萬未能回鄉過年的外地民工，官方強令一切官辦的公園遊樂場免費接待、機關學校奉令設立接待站，申領大量公款搞一些華而不實接待騷。他們不敢呼籲當地的居民像美國人一樣，敞開家門接待這些為廣東經濟發展流血流汗的外省民工，或者他們也明白自己一手造成了一個道德淪喪人情淡薄的畸型社會，根本就做不到。官方連慈善賑災都一手壟斷，民間幾乎沒有任何慈善機構，而官辦的紅十字會毫無誠信，群眾即使有心捐獻，也不甘願自己的辛苦錢落到這些貪官污吏的腰包裏。就算是富有愛心的香港人，面對著年年都天災人禍不斷的祖國，長貧難顧，捐助同胞的熱心也逐年冷卻。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嗎？

中共統治大陸五十多年了，才搞出第一部「突發事件應對法」，可是就在這部莊嚴的法律裏，卻規定所謂「社會安全事件」，包括警民衝突、群體上訪等等，各地公安不須申報中央可自行緊急處理；而所謂「自然災害」，包括天災流行疾病等等，卻需要層層上報，統一口徑，不得私自向外發布。在中共統治者心目中，維護政權和人民生命孰輕孰重？不是一目了然嗎？依照這部惡法執行下去，再來幾次天災疾病，不出事情才怪呢！最諷刺的是，一二月份正是各省市為三月份中央兩會作準備，忙著「換屆」權力交接的時候，地方官員忙於獲取權力無暇他顧。貴州湖南湖北這些受災省份，都是在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之間省人大結束，地方報刊套紅大字標題歡呼勝利閉幕，穿紅戴綠的「兩會代表」魚貫出入會場，「審議地方政府工作報告」，各級官員權力到手喜氣洋洋。可是此時許多災民已經沒水沒電、沒有飯吃、沒有寒衣、沒有地方睡覺了。不知為什麼，冷眼旁觀中共這班滿頇無能官員的所作所為，令我不能不想到「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句著名的唐詩，將來很可能會演變成「大雪未盡南方亂，民工原來想回家」。

(18/2/08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刊於08年3月號「爭鳴」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