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ne 3, 2006

紅衛兵、戶口制度和「六四」大屠殺——紀念「六四」運動十七周年

(紐約)李大立

「六四」過去十七年了,許多在這場血腥大屠殺中失去親人的受難者家屬,無奈地把人世間最不堪的苦痛深深地埋在心底也已經整整十七年了,別說是得到任何道歉和賠償,這麼大的一件事情,殺人者連個「說法」都沒有,在他們眼裏彷彿沒有發生過一樣,這種對生命的冷漠和對道義的逃避,世界歷史上找不到相同的案例。

本文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六四大屠殺,並以此紀念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據大陸報刊所載當年接近鄧小平人仕透露,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最高潮的時候,鄧小平悄悄地通過地道到達人民大會堂現場視察。從大會堂望出去,只見天安門廣場紅旗招展,北京及外地學生安營紮寨,大字報和標語口號貼得到處都是;演說、唱歌、呼口號此起彼落,北京市民紛紛前來聲援,群情洶湧。

鄧小平看到這一情境,眉頭深鎖面孔鐵青,狠狠地摔下了一句話:「我們絕不容許紅衛兵再來,不惜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原來老鄧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當年的紅衛兵手裏拿著毛澤東的尚方寶劍,根本沒把鄧小平放在眼裏,把他和劉少奇綑在一起打倒不算,還迫得他的寶貝兒子鄧樸方跳樓,導致終身殘疾。鄧小平愛憎分明,對待政敵和反對他的革命群眾冷酷無情心狠手辣;但是對待親朋戚友和他的舊山頭,卻是真情流露關懷備至。兒子傷殘後,鄧小平親自給他洗澡抹身推輪椅;建築工人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陪同鄧小平參觀他的政績工程「前門」高層公寓的時候,鄧小平深有感觸地說:「其他子女我都不管了,讓他們自食其力,唯一的我要買一套住宅給大兒子鄧樸方,他的傷殘都是因我而起的……」,鄧小平對兒子鄧樸方的內疚和犢之情溢於言表。由此,看見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群情洶湧,他能不想起二十多年前的紅衛兵嗎?當年正是紅衛兵把他掃地出門趕去江西,在拖拉機廠被革命群眾監督勞動、暈倒在鉗工檯面上;也正是紅衛兵將他的寶貝兒子迫害至殘,鄧小平能忘記這些深仇大恨嗎?於是,動用軍隊進行六四大屠殺的念頭,此刻已經「恨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了。

又根據林思雲先生「親歷六四」一文所述(見「大紀元」),林先生六四期間出差北京,住在木墀地「中國科學院第二招待所」,而木墀地正是六四殺人最多的地方。林思雲先生的文章詳細記敘了他親眼目睹六四大屠殺的經過:「6月3日晚上,木墀地三里河橋東長安街上學生市民和軍隊對歭,前面幾排學生坐在地上,後面幾排學生站立著,背後是成千上萬的市民;而全副武裝的軍隊就在他們面前幾十米處嚴陣以待,軍人背後是黑壓壓的一片裝甲車和軍車。晚上10時左右,開始聽到槍聲,一輛輛裝甲車和滿載著士兵的汽車向天安門駛去,士兵們向兩側的居民樓開槍射擊,槍聲密集程度無法確切形容,只能說比大年三十晚上的鞭炮聲更密集更響亮,直至凌晨三四點鐘才逐漸靜寂下來」。林先生親眼看見「部長樓一個單元裏,一個學生後腦中槍,渾身是血,從學生証上知道這個學生姓李,來自東北」。6月4日清早,林先生到附近的長安街南側「復興醫院」去,「當場點到42具屍體,其中有老人和小孩;而北側的死者和傷員無法送來。由此估計木墀地死亡百餘人,全北京死亡數百人,傷者數千人這個數字比較準確」。

林先生還發現「長安街兩邊的居民樓彈痕累累,彷如被攻擊過的軍事目標;長安街兩邊的人行道、花壇、胡同口斑斑血跡;而馬路中間卻沒有,說明並非有人因在馬路中阻擋軍車而被打死。被打死的都是向馬路兩邊逃跑躲避、甚至安在家中的群眾」。林先生在馬路上撿到不少12.7mm的高射機關槍彈殼,「這是陸軍裝甲車上的標準裝備,比普通的7.6mm步槍子彈大出許多,穿透能力強,甚至可以穿透普通牆壁,死傷者的創口極大,彷如國際上被禁止使用的達姆彈」。

林先生說,「六四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許多人將其歸咎與軍人的殘暴。士兵們接到上面的命令才敢開槍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上面來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佔領天安門廣場,如果有人阻擋,警告無效可以開槍(這命令本身已經大錯,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堪稱法西斯——筆者註),並沒有命令士兵們向兩側居民樓及群眾開槍。為什麼這些士兵還要殺死那些完全可以不殺的人?難道這些士兵真是如此冷酷?許多年以後,我才逐漸明白過來,六四中的士兵如此冷酷無情,是農民對城裏人的報復,因為士兵中絕大部分來自農村。中國長期以來執行對農民歧視的政策,城裏人對農民也有一種不自覺的傲慢和蔑視,造成農民對城裏人有一種埋在心底的仇恨。況且,農民最關心的是解決他們身份不平等的問題,而六四民主運動完全沒有提到農民問題,士兵們對空泛的民主化口號不感興趣,所以他們對學生和市民也沒有甚麼同情心。一旦上級有令可以開槍,他們就向這些平時欺負和蔑視他們的城裏人射出了復仇的子彈」。

筆者在此大段引用林先生的文章,是因為筆者完全同意林先生的分析,並且願意和讀者一起分享林先生六四期間在北京的親歷親聞。在此,筆者對中國大陸實行了五十多年的「戶口制度」略加補充如下:

中國的戶口制度始於明朝朱元璋,他以一個低下的「亭長」出身,發動農民起義推翻元朝統治。得天下後就想傳之萬世,為了防止像自己一樣的農民造反,就發明和推行中國首個戶口制度。農民們按村、鄉、縣分別編成保甲組織,實行「連坐法」,「一人犯罪,誅連九族」,不准農民離鄉和遷徙,將農民牢牢地捆綁在土地上。農民造反出身的毛澤東,效法朱元璋,並且將朱元璋的戶口制度推向極端,將全國民眾的戶口劃分成「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想逾越者難於上青天。農民們沒有任何社會保障,自生自滅,吃不飽穿不暖,荒年欠收斷糧數月是常事,農民的子女除了高考和參軍沒有任何離開農村的途徑。而高考對農民子弟也極不公平,他們在農村嚴重缺乏教育資源,很多農民子弟還要兼顧家計,連溫習功課的時間都沒有;而城裏人卻享受了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教學資源,養尊處優,因此農村子弟能夠考上大學者微乎其微。至於參軍則只有少數復員之前入黨提幹的,才能留在部隊或者城市裏,其他大多數的復員軍人一律遣返農村。由此,共產中國的農民們世世代代成了「新中國」的賤民,他們不懂得罪惡根源在共產黨,卻造成了他們對城裏人的「階級仇恨」。

造成當年六四大屠殺的原因很多,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社會根源,但是,筆者認為本文所提到的紅衛兵和戶口制度,也是直接間接的原因之一,值得學者們深入研究和分析。紅衛兵殘酷地迫害民眾,甚至搞到像鄧小平那樣的共產黨內毛澤東政敵高幹頭上;此外,將人民群眾硬性劃分成不同的「階級」,建立身份不可逾越的戶口制度,廣大農民和他們的子女成為新政府的農奴,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共產黨。其中埋藏著深厚的階級矛盾和隱患,六四期間引發的大屠殺,不過是這些矛盾表現之一而已。如果中共胡溫對此仍然毫不省悟,像一座火山,更大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勢必在某天爆發,那時候,就是中共滅亡之日。

筆者建議香港支聯會和海外民運,改變「平反六四」的口號,改為「紀念六四,還政於民」。因為十七年來,香港和海外廣大華人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從來沒有停止過,中共獨裁專制政府仍然無動於衷,指望由這樣的政府來平反六四,無疑是緣木求魚;而且要求這樣的政府平反六四,等於承認了他的合法性。中共是靠武力上台的,從來未經人民選舉授權,本身就是一個不合法的政府。六四民主運動衹是在他們眼裏有罪;在廣大人民心中從來都是正義的。因此,筆者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不平反的問題,我們只需要紀念他,發揚他的民主奮鬥精神,爭取還政於民,實現六四當年的追求。

僅以此文記念六四運動中所有的死難同胞,願他們安息。

(5/05/06)

(原載O六年六月號「開放」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