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的另類選擇

近期海外網站披露出來的中共高層內鬥令人怵目驚心：十七屆四中全會習近平未能如期接任軍委副主席、江澤民以普通公民身份登上天安門檢閱「六十大慶」遊行隊伍、習近平向德國總理贈送江澤民著作、在日本強見天皇謀求外國承認王儲地位、李克強、劉雲山等爭相朝拜井岡山以示正統、特別是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大搞「紅色恐怖」(BBC廣播電台報道已超過2500人被捕)，１２月１日開展第二輪涉黑案审判前，胡錦濤三派調查組下重慶，董書民取代王立軍任武警總隊第一政委、黄奇帆取代王鸿举任市長、被羁押的原高等法院局長乌小青突然「被自殺」……全都被冠以「江胡鬥」，看似不無道理。

不久前流亡海外民運人士萬潤南先生稱：中國是否能進行改良？不取決於老百姓，而是取決於當權者，因為改良是自上而下進行的；而中國會否進行改良？則取決於當權者所面臨政治危機的嚴重程度，當他們自覺太平無事的時候，絕不會主動想到更不用說進行政治改革；只有在政治危機嚴重到威脅其統治的時候，才不得已而為之的。說得很對！這裏所說的政治危機，除了民間日漸高漲的民主呼聲、此起彼伏的維權群體事件外，共產黨從成立到滅亡伴隨終身、由其本性決定、激烈弔詭的黨內鬥爭更容易引爆。不過，凡事都有兩面，當政治危機一旦爆發，往往一發不可收拾，到那時候才想起改革已經為時晚矣，晚清在辛亥革命爆發後頒佈的「重大信條十九條」就是前車之鑒。

說到黨內鬥爭，張軼東先生認為中共目前一如既往，黨內矛盾遠遠比黨外矛盾複雜、黨內鬥爭遠遠比黨群鬥爭激烈。中共掌權之後歷次所謂「路線鬥爭」，都是在黨內鬥個你死我活塵埃落定以後才讓群眾知道的，「高饒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林彪叛逃」、「一舉粉碎四人幫」……莫不如此。說得也很對！這是中共草莽反智本質以及絕對化極端化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只要共產黨的本質沒有變，這種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聞名於世的黨內鬥爭就永遠不會停止；基於執政黨地位，由黨內鬥爭導致政局劇變也永遠不會停止。眼下中國大陸的跛腳「經濟改革」已經走到盡頭，由此帶來的官商勾結貪污腐敗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也已經走向極限，貪官污吏前腐後繼、群體抗爭此起彼伏、政治改革呼聲日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再次迫在眉睫，凡此種種必然會反映到黨內鬥爭中，中國大陸隨時會一夜之間爆發出驚天動地的政治新聞。別看那些善於表演的最高領導人在鏡頭面前「高度團結」，但是往往「萬歲不離口，背後下毒手」，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共不但整個政權都坐在火山口上，胡溫等所有高級領導人個人的命運也可說朝不保夕。若是被黨內鬥爭鬥垮，隨時會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罪名關進秦城監獄；若是被革命推翻，下場可能更慘，君不見齊奧塞師庫剛剛在十萬人群眾大會上威武演說，四天後已經命送黃泉？

儘管掩掩飾飾，黨內鬥爭的劇烈複雜還是難以瞞天過海，相比之下，「太子黨」得其父兄輩殘留權勢人物江澤民、李鵬等鼎力支持、自命為「紅色接班人」、借人民大眾對錢權勾結貪污腐敗的憤怒、對「新三座大山」的不滿，「唱紅打黑」，重拾毛澤東左派旗幟，企圖佔領「道德高地」，且他們分居地方大員要津，眼看比胡錦濤「團派」強勢得多。相反，胡溫非中共高幹家庭出身，靠「逆向淘汰」層層爬升，靠鄧小平個人的「隔代指定」坐上高位，其政界軍界均無根底，勢單力薄，明顯處於劣勢，甚至岌岌可危。更致命的弱點是，胡錦濤政治指導員出身，「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早已融入體內血液裏，完全沒有自己的思想理念，更沒有獨立的意識形態，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旗幟，面對左右兩派夾攻，唯有兩面封殺，左支右絀，進退失據，看來難免敗於「太子黨」。

海外很多評論都說胡錦濤庸材一個，思想保守、機械木吶，不會有所作為，筆者不這樣看。因為能夠在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裏，數以千萬計的基層幹部中步步爬升，得鄧小平垂青，以一個茶葉商之子能登上龍壇，絕非一般人；並且在如此複雜險惡的黨內鬥爭中至今屹立不倒，沒有兩手高招是不可能做得到的。筆者寧願相信他是一個聰明人，他應該很清楚雙方的陣勢。海外傳媒紛傳他「團派」行兵布陣、前兩年拔掉了上海幫陳良宇、今年阻止習近平接班軍委副主席可略見一斑。同時海外傳媒說他可能還存在幻想，想平平穩穩地守完餘下的兩年任期，功成身退。須知人算不如天算，一如老毛所說「客觀形勢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以黨內鬥爭如此激烈複雜計，未必能守得完這兩年；即使退一步講，守完這兩年下台後，能保証不被清算嗎？若以民族大義說，將來歷史則祇會把你等同中國的勃列日湼夫一具僵屍。

須知兩軍對陣，非單純的軍力相比，更重要的是民意的力量，「太子黨」利用人民群眾對貪官污吏的仇恨，「唱紅打黑」博得一片喝采聲，已經先拔頭籌，如果胡錦濤還不省悟過來，很可能敗局已定。但「太子黨」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們搶佔的「道德高地」，其實不過是一片沼澤。因為人民群眾痛恨貪官污吏不假，但卻沒有多少人願意再回到貧窮恐怖的毛澤東時代；真正的道德高地，億萬人民心中所嚮往的是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囿於陳舊的意識形態，至今中國還未能出現一個高舉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大旗，公開推行政治改革的戈巴卓夫或蔣經國，充其量祇是溫家寶不痛不癢地說兩句民主自由不是資本主義所獨有，黨校俞可平說兩句「民主是個好東西」，光打雷不下雨。兩軍對壘，旗幟並不鮮明，在老百姓眼中不過與太子黨一路貨色，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別，一場混戰，所以怎麼能期望老百姓會站在你的一邊？任你們兩派鬥個你死我活，老百姓也只會冷眼旁觀，鬥贏了，老百姓得不到什麼，不會高興；鬥輸了，老百姓也不會失去什麼，不會同情。因此，勝敗之間就更沒有定數，宮廷政變之類的突發事件隨時都可能發生，而一旦敗下陣來，個人命運就很難想像了。

但如果胡錦濤能清醒認識自己的處境，多少認清自己所中的狼毒，運用一下另類思維，嘗試走出一條新的路，順應世界民主潮流，與溫家寶一起「旗幟鮮明」地舉起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大旗，決心做中國的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做大陸的蔣經國，厲行政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還政於民，這才是真正的道德高地，誰先佔據了誰就勝券在握！因為它代表了絕大多數國人心中所想往。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站在你們一邊，軍隊會站在你們一邊。到那時候，「太子黨」及其背後的江澤民李鵬等無論有何特權，有何法寶，在人民的力量面前都必將敗下陣來；而你們不但不用天天擔驚受怕，國家民族得到大解放，個人也得到大解放，還必將像戈巴卓夫、葉利欽及蔣經國一樣，成為一個歷史和民族的大英雄。

世間事，窮則變，變則通。觀乎世界大勢，專政必亡，憲政必興，用前美國國務卿賴斯的話說「我不相信中國永遠是一個例外。」孫中山先生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再次走向共和民主，祗是遲早問題。既如此，何不順應世界潮流，站在時代的前列，做一個推動歷史前進的弄潮兒，名垂青史？而甘心情願做阻擋歷史前進的絆腳石，被人民的力量沖得粉身碎骨，遺臭萬年？一念之差，天壤之別，何去何從，只有好自為之了。

(寫於2009年12月20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2月24日「自由聖火」，轉載請注明出處)

貌似公正，實則幫兇——評劉路先生兩篇大作

近日在網絡上看到劉路先生兩篇大作：「上海當局為何能“拒虎於國門之外”？」「劉曉波案定性不改量刑不會放衛星」，如吞蒼蠅，直想嘔吐。筆者與劉先生素不相識(僅知早前網絡上許多非議)，為中國民主大業計，對這種貌似中立公正，實則助紂為虐的言論，有些話不吐不快，得罪人在所不惜，請廣大讀者評論指教。

劉先生在「上」文中說：發生馮正虎被拒回國，滯留東京機場，是「因為上海警察機構撒謊欺騙了中央，……對慣於打小算盤的上海警方來說是一件劃不來的事，……上海圖了個清靜，影響臉面也是中央的臉面。」這首先就是罔顧事實的推測，實質將責任全部推給「上海警方」，為「中央」開脫！劉先生是大陸流亡人士，不會不知道中共一貫強調的「一元化領導」吧！試問，單是上海警方就有膽量有能力八次拒不讓馮入境，滯留東京機場長達一個多月？若沒有「中央」的默許甚至批准，上海警方敢如此不顧國際影響，抹黑中國形象？即使上海警方頭領吳志明是江澤民的外甥，諒他也不敢公開對抗北京，陳良宇都被北京拿掉了，吳還硬得過陳良宇？況且江胡鬥，也多為爭奪中央地方大權，不至於愚蠢到為拒一介草民馮正虎回國抹黑國家形象而被對方抓住辮子。退一步說，即使事件發生頭幾天上海警方可以「欺騙」中央，難道事件持續了一個多月，全球輿論沸沸揚揚，中央都不知道？如果一個「中央」可以被「地方」蒙騙一個多月不明真相，這樣的「中央」還有什麼屁用？之所以任由馮正虎滯留東京機場拖延多月未能解決，客觀上每天都在人來人往的國際旅客面前控訴了中共的蠻橫無恥，並非中共想往自己臉上抹黑，更非劉路先生所說的「上海警方欺騙中央」，完全是因為中共本身就缺乏理想信念，因而就沒有任何道德標準，更一貫無視國際準則，加上他們的黨內鬥爭白熱化，互不服氣，進退失據所造成的。
更錯誤更荒謬的是，劉文說：「中央不讓這些人回國雖然不人道、不合法，但根據他們定的惡法，還是有些依據的，那就是這些人在海外從事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他們的護照過了期，理論上已經成為無國籍人，因此不讓他們回國，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馮正虎的情況跟老魏、小楊和二王都不一樣，……第一，他在國內也好，海外也罷，從來沒有參與政治活動，它最多祗是主張言論自由和維權，也從沒有因參與政治、或者民主運動而被當局處罰的前科；第二，他是合法正常出國，至今擁有中國政府頒發的有效護照，在境外也沒有宣布放棄中國國籍或者申請政治庇護，……第三，退一萬步說，即使馮正虎在海外對中國有犯罪行為，中國政府也應該讓他回國然後逮捕、審判他。……而老魏小杨二王諸輩，因為沒有有效護照，他們連飛機上不了，怕他援引馮正虎先例，根本沒有實際意義。」
筆者簡直被你雷倒了！在此請教劉先生：
一， 既然你說他們定的是「惡法」，也即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的罪惡法律，這樣的法律有什麼合法性？有什麼好「依據」的？你這不是自摑嘴巴嗎？
二， 你說「老魏小杨二王諸輩」之所以不能回國，是因為「在海外從事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請問他們從事了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就是你下文所說的「參與政治、或者民主運動」嗎？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請劉先生首先搞清楚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黨」？民運人士沒有任何人做漢奸，策動外國武力入侵中國，危害了國家什麼安全？「危害」一黨專制，不等於「危害」國家。相反，他們從事民主運動，要求結束一黨專制，還政於民，正是愛國的表現！前幾年筆者曾經發表「北京政府無權引用“顛覆罪”」一文，指出西方國家法律定明「顛覆政府罪」(Subversion Law)，是因為他們的政府經過定期的全民選舉而合法產生，經人民授權而執政，既然大家參加選舉遊戲，就必須遵守遊戲規則，少數人必須尊重多數人的選擇，無權推翻多數人的決定；你若對選舉結果不滿意，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說服多數人，下次選舉將政府趕下台。北京政府就不同了，他是靠武力上台執政的，從未經過真正的全民普選，根本就不具備合法性，自己本身都不合法，憑什麼給別人定「顛覆罪」？(真要追究的話，倒是中共用武力推翻國民政府，自己犯了顛覆罪)別人要求你開放普選，還政於民，天公地道，正是為包括中共在內的所有政治團體謀求合法性，中共應當感謝別人才是。就像台灣國民黨一樣，經過全民選舉的洗禮，重新上台執政，才具有合法性，才有權運用「顛覆政府罪」。
三， 照你這樣說，海外民運人士回不了國，是因為「護照過了期，理論上已經成為無國籍人」、「因參與政治、或者民主運動而被當局處罰的前科」。根據北京政府1998年10月5日所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規定：(迄今十多年過去了，所謂最高權力機構「人大」還未正式批准，成世界條約史上的笑話)：「人人有權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任何人進入其本國的權利，不得任意加以剝奪。」在西方國家，每個公民都有權擁有護照，期滿後都可續簽，即使是刑事釋放犯，都享有同等權利。北京政府拒絕給本國公民發放護照或續簽護照本身就是違反該公約的行為，怎麼反倒成為不准本國公民回國的理由呢？劉先生這樣說，簡直是本末倒置！你說馮正虎「是合法正常出國，至今擁有中國政府頒發的有效護照，在境外也沒有宣布放棄中國國籍或者申請政治庇護」，中國政府無權拒他回國，說得很對！但是您所說的「老魏小杨二王諸輩」難道是偷渡出國的嗎？他們也是「合法正常出國」啊，之不過有些是被中共政府強制押上飛機而已。他們當中也沒有人「宣布放棄中國國籍或者申請政治庇護」」啊，為什麼在你眼中，他們和馮正虎不一樣，理應被中共拒之國門之外呢？
……
眾所周知，劉曉波發動簽署的「零八憲章」內所說的全都是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是當今人類民主憲政的常識，根本沒有任何「顛覆政府」的言行，完全屬於言論自由範圍之內。中共卻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公然準備審訊判刑劉曉波，海內外華人為此齊聲抗議，日前筆者第一批聯署「我們與劉曉波負共同責任」聲明，正在此時，拜讀劉路先生「劉曉波案定性不改量刑不會放衛星」一文，心中真很不是滋味，我們大家正在不遺餘力地救援劉曉波，你卻在那裏議論劉曉波判多少年合理？感覺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該文隻字不提「零八憲章」到底有沒有罪？到底犯了什麼罪？這些大是大非根本性原則性問題，通篇文章卻在津津有味地研究劉曉波判多少年才合理？推測劉曉波將會被判多少年？先是振振有詞引用所謂「刑法105条第2款中」(請問是否也屬於你所說的「惡法」？若果是，還「援引」什麼！)：「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xx年有期徒刑。」筆者認為，關於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不成立，已如前述。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者，不正是中共自己嗎？如今中國大陸的所謂「社會主義」早已有名無實(請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批判鄧小平胡溫政權的檄文)，早已成了官僚資本主義。鄧小平、趙紫陽承認過「什麼是社會主義？你們說不清楚，我也說不清楚。」江澤民連共產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都改掉了，劉先生還在一本正經地引用這種所謂「刑法」，引用什麼「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罪名，真是讓人笑掉大牙！
最令人憤怒的是劉先生這一段話：「如果當局真要對08憲章下手，它完全可以改變定性，再抓幾個操作08憲章的骨干，然后以顛覆罪起訴，那樣順理成章可以在10以上判處，在那種情況下，曉波判12年甚至15年都不稀奇。」這段話雖然以假設性的「如果」開首，但句中的「完全可以」、「順理成章」……讓人感覺作者對零八憲章與中共當局同一立場，同一看法，簡直是為專制當局出謀劃策，自己已經撕破了貌似中立公正的偽裝。
劉路先生的錯誤在於：一，評判事物不是依據普世價值標準，而是依據「惡法」，結論自然荒謬。比如：你批評中共不讓馮正虎回國的同時，卻得出「老魏小杨二王諸輩」不准回國是「有依據」、「不是沒有道理」的結論，就是完全錯誤的。二，在需要明辨大是大非的關頭，你卻在枝節大作文章，為專制統治者獻計，極有轉移視線之嫌，令人不覺要問：你到底居心何在？比如：在舉世同聲抗議中共審判判刑劉曉波(即公認劉曉波無罪)，你卻在津津有味地援引惡法說，劉曉波應該判多少年合理？(即認為劉曉波有罪，只是不要判刑太重)甚至為專制統治者設計刑期，你這不是甘心與獨裁統治者為伍，與民主自由為敵嗎？
一己之見，如有不對，請劉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教。
(寫於2009年12月14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2月16日「自由聖火」)

　　

總辭方案需有後續

總辭方案需有後續
繼北京政府2005年蓄意阻撓香港按基本法應達到的雙普選，曾蔭權拋出假民主「政改方案」，令雙普選「循序漸進」停步不前之後，四年後2012年兩項選舉又再次提到社會生活的議事日程。泛民主派提出「先談判、後公投、再總辭」，若北京政府繼續無視港人的民主訴求，泛民主派公民黨和社民連將實行「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最後迫不得已將「全體議員總辭」。
前兩天某報一篇勸阻「五區總辭」的社論以及張炳良問得好：如果五區總辭補選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堅持2012年選舉的所謂「區議會方案」，甚至在二十三名泛民主派議員總辭後，好像97回歸時「另起爐灶」怎麼辦？
他們本意是勸阻泛民主派和香港市民，可是無意中卻暴露了幕後操縱人與現代文明和普世價值格格不入的橫蠻本質，也提醒了泛民主派和香港市民要做好兩手準備，正如當年老毛所說的「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我們也「要用民主的兩手，對付反民主的兩手。」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人見多識廣，若說中國人不甘做順民奴才，首推香港人。在長期議會激辯、民意調查、上街游行清晰表達民意均無效的情況下，採用新的表達民意激烈辦法不但別無選擇，而且合理合法。正如公民黨主席余若嶶所說：「如果我哋等中央給民主，永遠都等不到，我哋唔可以畀佢再拖，再唯唯諾諾。」也正如陳方安生女士所說：「如果政府對雙普選毫無誠意，市民採取任何形式爭取民主都值得考慮。」香港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面對不講理的專制政府，唯有向全世界表達自己的民主訴求，一定能得到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希望「政治震盪」能夠震醒曾蔭權和北京政府。
無論之前傳媒對「五區總辭」方案有多少懷疑和擔憂，筆者支持民主派的新構思，唯一期望泛民主派和香港人清楚認識北京專制政府嗜權如命的本質，橫蠻滿頇的流氓作風，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不按常規出牌」和「不見棺材不落淚」的，要預備好應對他們繼續無視民意一意孤行到底。所以筆者建議，「雙辭方案」第三階段2011年7月1日，全體二十三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總辭並要求曾蔭權下台之外，還要加上提前兩年約定的「百萬人大游行」以壯聲勢，紀念這一世界史上罕見的全民民主訴求大規模群體事件，給曾蔭權及背後的專制政府一記響亮的耳光！不但如此，還要預備好他們繼續頑抗，推出親共政黨民建聯等「重新選舉」立法會，就好像九七回歸時強行推出「臨時立法會」一樣。這時候，就要抗爭到底，發動香港市民全面罷選，抵制他們的假選舉，給專制統治者創一個全世界最少選民投票的可恥記錄！若他們強行以少數選民(維園阿伯，民建聯蛇宴寵絡者，專車接送的公公婆婆之類)選出新「立法會」，全體香港市民就應該進一步考慮全面罷工罷課罷市，拒絕承認偽「立法會」，集體拒絕執行任何偽「立法會」通過的法令，響應何秀蘭議員的建議，拒交差餉，發起全民「不合作運動」，擴展到拒交一切稅項，來一個全體「公民抗命」，直至香港人有權選出自己的特首和立法會為止。
須知任何專制政府，都不會發善心給你民主，還政於民，因為他們嗜權如命，除非人民的力量強大到動搖到他的統治，才不得不擠牙膏一樣給你一點。民主從來都要靠自己爭取，而不是靠乞求能得到的。是時候向北京說不，向他們索取本來就應該屬於我們的民主了！既然北京政府不惜玉石俱焚也不讓香港人有民主，香港人也要有不惜玉石俱焚爭民主的決心；既然北京不珍惜天上掉下來給他的金鵝，香港人也有權不再為他下金蛋。

(寫於09年12月3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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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12月號「動向」雜誌)

別拿我們當傻瓜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人見多識廣，可是卻偏有人要把七百萬香港人當傻瓜，北京政府和曾蔭權就是這樣的人。他們無視香港人日益高漲的民主訴求，一浪高於一浪的民主呼聲，悍然推出2012年選舉所謂的「區議員方案」，想用這個翻叮2005年被識破被否決的假民主方案欺騙香港人。這些人也不動腦筋想一想：如果香港人這麼容易上當受騙，這麼愚蠢，香港怎會有今天如此驕人的經濟成就？

首先，請問唐英年，你說「2012政改方案擴大民主因素表現在：特首選委會人數由 800人增至 1,200人，政界新增 100人，由區議員互選；立法會新增5個功能界別議席，全部撥歸有300多萬名選民基礎的區議會議員。換言之，立法會由地區選舉直接或間接產生的議席，會增加到接近6成。」正如李鵬飛先生所說：這個方案很陰毒，故意搞得那麼複雜，是想蒙騙那些年紀大教育程度低的中下層選民。

誰都知道，區議會選舉與立法會選舉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選民在選擇區議員的時候多著重於地區工作，在選擇立法會議員的時候多著重於政治傾向。而親共政黨民建聯等在區議會選舉中之所以能佔多數，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得到北京政府不惜耗用大陸人民血汗錢來支撐他們，囤養大批專職工作人員、花錢請公公婆婆吃蛇宴、公費補貼街坊旅遊、公車接送選民投票……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賄選」。這樣選出來的「區議員」難道可以代表廣大市民的政治取向？由他們之間互選也可以算作美國總統選舉那樣的「間接選舉」嗎？若果真有誠意讓六成立法會議席由全港選民選出，何不乾脆在保留六十席不變的前提下，將地區直選由三十席增至三十六席？

其次，唐英年說：「不是追求巨變、突變，否則，這個制度就會像一台缺乏磨合的機器，造成諸多不必要的損耗，代價是巨大的。」這樣說簡直是黑白顛倒罔顧事實，現在的不變或少變，必然造成將來的大變，所謂「追求巨變、突變」正是你自己！唐司長這樣做只能是向香港人表明自甘墮落。

98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直選議席20席，佔全體60席33.3%；00年第二屆直選議席24席，佔40%；04年第三屆直選議席30席，佔50%；08年由於曾蔭權秉承北京意旨推出假民主方案被識破被否決，50%直選議席停滯不前。若中共向全世界承諾的「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當真，則只剩下2012和2016兩屆作過渡，按基本法所說的循序漸進，最簡單的數學方法計算，只能分別是66.7%的40席和83.4%的50席。而你所謂「2012年將近六成(其實58.5%)直選間選產生」，只增加了8.5%，剩下的41.5%要兩步走完，豈不是你所說的「巨變、突變」將於2016年或2020年出現？請你自圓其說。

最後，唐英年說政改方案「在人大決定的框架內，爭取了最大的空間提升民主成份」。筆者看這句話倒是唐司長的真心話，卻不料洩了天機。
九七當年，中共只求香港順利回歸，不得不提出「一國兩制」，實質變相承認資本主義。在基本法中只規定了首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從20、24增至30席，那時候魯平說「十年以後的政制改革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了。」顯然，當時鄧小平及中共的心態：十年是很遙遠的事情，不需考慮太多，只求眼下不生枝節。誰知十年很快就風風雨雨中過去了，香港人民主意識空前高漲，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04年五十萬人大遊行要求董建華下台，05年北京不得不撤換老董。北京才驚覺香港民主化必將帶動大陸民主化，動搖他的專制統治。於是，千方百計地用「人大釋法」等野蠻手段阻擋香港雙普選按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2005年拋出假民主方案，使2008年選舉停步不前，現在又翻叮05年方案，加進「區議員互選」作為所謂「增加民主因素」欺騙市民，企圖再次阻止2012年政改。
從唐司長這句話推測，北京背後下達的指令呼之欲出，那就是：「特首提名比例不變、功能組別比例不變。」於是，曾當奴、唐唐和林公公絞盡腦汁，又要符合北京的指令，又要滿足香港人民主訴求，唯有就搞出這個不倫不類的「政改方案」：特首提名委員會由800人增加到1200人，表面上看人數增加了，可以欺騙輿論說，「民主」一些了。另一面又可以向北京交差：提名門檻由100人增加到150人，比例沒有變；而且所增的400提名委員，300人委任，100人由自己友「區議員互選」，北京盡可放心。
立法會選舉也如是：地區直選議席由30席增加到35席，功能組別也由由30席增加到35席，且拿出6席由所謂「間接選舉」產生。也可以用來欺騙港人說「民主成分增加了」。另一面同樣又可向北京交差：請放心，雖然地區直選增加了5席，但總席位增加了10席，一半對一半，比例沒有變。功能組別所增加的5席連同原來的區議會1席共6席，美其名曰「間接選舉」，不過是騙騙香港人，其實交由自己友「區議員互選」，確保選舉結果，北京可以放心……。這就是唐司長這句話背後的如意算盤，如果猜錯了，請唐司長出來糾正，讓廣大市民評論。
前政務司陳方安生女士說得好：「如果政府對雙普選毫無誠意，香港人採取任何方法爭取民主都值得考慮。」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女士也說得好：「我哋唔可以畀佢再拖，再唯唯諾諾。」「我哋要相信市民智慧，要相信市民喺關鍵時刻，社會係企喺民主嗰面，我哋如果只係靠等，中央係唔會畀真正民主我哋。」香港人是時候站出來向全世界表明：「我們是精叻的香港人，別拿我們當傻瓜」了！

(寫於200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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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刊於「開放」雜誌09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