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民主，何來憲政？——商榷邵建先生「唯立憲論」和「民主的專制論」

近年來在海外網站上不斷看到有人哀嘆百年前中國人沒有走「康梁變法，君主立憲」的道路，不幸錯誤地發生了辛亥革命，導致北洋軍閥專政、國民黨專政乃至共產黨專政，百年後仍然沒有民主。筆者不明白：

一，百年前國人也不是沒有嘗試過走變法改良的路，可是頑固的慈禧太后血腥鎮壓了「戊戌變法」，在內憂外患之下，不得不宣佈「預備立憲」；人民大眾當真了，被迫之下只有公布路線圖和時間表；人民大眾等得不耐煩了，就只有宣佈提前實行；再被逼得沒法了，就拋出一個皇權大大多於民權的「欽定憲法大綱」，成立一個「皇族內閣」，企圖蒙混過關；直至辛亥革命的槍聲響了，才不得已頒佈「重大信條十九條」，削減皇權增加民權，已經為時已晚。這是歷史事實，中國之所以未能走上以改良實現民主憲政的道路，罪在清王朝，能怪老百姓嗎？能怪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嗎？
二，一百年後翻出百年前的舊帳說事，有什麼現實意義呢？清朝滅亡已一百年，其末代皇帝溥儀也早已「無後為大」，何來的「君主」？如何「君主立憲」？筆者懷疑這些康梁徒子徒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念茲在茲的「君主立憲」，弦外之音是否「黨主立憲」？

筆者與邵建先生素不相識，對於他的上述觀點，曾經不揣冒昧寫過多篇文章與之理論(請閱筆者博客)。近見邵先生大作「清末与民初的两种政治学」(簡稱邵文，見附件)，再次借梁啟超之口闡述其「唯立憲論」，筆者欲借貴刋一角一抒己見，向邵先生及廣大讀者請教。

邵文要點是：一，君主與民主是一對矛盾，均屬國體；二，憲政與專制(邵稱立憲與非立憲)是另一對矛盾，均屬政體；三，「民主不但和专制无以构成对立；而且民主本身就有专制的可能。」四，因此，「宪政，只有宪政 才是专制制度的致命之扼。」

邵先生的這些論點其實在其一系列大作中早已反復表述過，筆者也曾以「也說國體與政體」(也文)、「君主立憲還是黨主立憲？」(君文)等文章質疑過，未見回應指教，仍是各說各話，筆者惟有擇其要點加以論述，再次向邵先生請教。

筆者在「也文」中回顧了「國體、政體」論的歷史，其首創者為日本國權主義憲法學家穗積八束。滿清政府兩次派大臣出國考察立憲，第一次貴族大臣載澤在日本請教伊藤博文首相，回國後，據此以「相位旦夕可移，君位萬世不變」勸說清廷效法日本君主立憲。第二次派學部右侍郎達壽再赴日本考察，長達一年，回國後在復命上奏文書中首次引用「國體、政體論」和「欽定、協議、民定憲法論」亦以日本明治憲法為例，說明採行立憲的政體可以照樣維持君主國體。其要害就是保皇，而非還政於民，這樣的「立憲」必然導致專政，絕不可能民主。

筆者另在「君文」及其他文章中說過：「立憲」要看立什麼憲？立的憲是否能實行？並舉出晚清的《欽定憲法大綱》和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例：清廷1908年9月公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二十三條中竟然有十四條是關於「君上大權」，民權幾乎沒有！其中「君上大權」明文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幾乎所有的國家大權全部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上，而所謂「議會」則只有個別的「協議權」，形同虛設。請問邵先生：這樣的「君主立憲」能不專制嗎？中共建政以來頒佈了四部憲法，六次修改，竟然明文規定國家要由某一個黨來領導，某兩個階級為「基礎」，實行某某階級專政。世所共知，民主國家是屬於全民而不是屬於某一個黨，某兩個階級的；全體公民一律平等，不能由某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專政！即使從字面上看，這樣的憲法也是專制的。至於其他裝門面的所謂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遷徙自由、通訊自由等等，有哪一條真正實行過？若有言論自由，劉曉波就不會關入大牢了！請問邵先生：立這樣的憲，行這樣的憲，就等於消除專制？這樣的「宪政」「才是专制制度的致命之扼」？筆者認為，不是祇要「立憲」就能根除專制，相反，君主立憲、黨主立憲必然導致專制；也不是民主與專制毫不關連，只有民主才能消滅專制。

邵先生在其他文章中舉出了英國日本為例，說「君主立憲」可以消除專制，其實，若詢問世人，英國日本是君主國還是民主國？相信大多數人會答民主國，因為在這些國家中，其君主祗具象徵意義，毫無實權，更不用說國家大權了。請問邵先生：共產黨願意像英女皇和日本天皇一樣交出所有權力給予民選政府嗎？

再說邵先生所舉出的例：「四川两位返乡农民工因感冒被同车人疑为甲流，凌晨时分，当大巴驶入高速公路旁某一服务区时，全车近三十人开始讨论，是否要让这两人继续留在车上。最后，大家举手表决，全数通过让两人立即下车。于是这两位可怜的农民工被强制拖出车外， 车子载着其他乘客扬长而去。」來說明確有「民主的專制」。筆者不敢苟同，因為：

一，我們所討論的「民主的專制」是一個政治範疇的問題，是政治生活中長期發生的有必然聯繫的事物。你所舉的例子只是一個日常生活中偶然發生沒有必然聯繫的現象。這個例子中的「民主」與「專制」的概念與政治生活中的並不一樣。
二，這樣的事情祇會發生在中國這種沒有民主沒有法治的國家，不可能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中國發生這樣的事情了，你就說有「民主的專制」，西方國家沒有這種事情(筆者在美國生活多年，對其人民和生活方式略有了解，他們比較自重，有傳染病不會到公眾地方去，在公共場合輕聲細語，不像中國人那樣大聲喧嘩)，那是否可以說就沒有「民主的專制」呢？

依我看，邵先生所舉出的例子，與政治範疇內的民主與專制完全是兩碼事，只能說明中國沒有法治，人民沒有法治觀念。若按照民主國家的法律標準，這兩個患病的四川民工和其他三十位乘客是平等的，這三十個乘客無權將兩個民工趕下車，這兩個民工也完全有權拒絕下車。所有的乘客因為購了車票祗與汽車公司發生臨時契約關係：汽車公司收了錢，就有責任安全準時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乘客則要遵守汽車公司的規定，服從他的指揮。如果其他乘客懷疑這兩個民工患傳染病，只能向汽車公司投訴，而不能直接向這兩個民工發號施令。汽車公司為了履行車票的臨時契約，保証全體乘客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作出判斷：如果認為兩個民工確有可能傳染其他乘客，可要求兩個民工下車接受檢查，若確有傳染病，有權取消他們餘下的旅程；如果沒有病，汽車公司則需要賠償這兩個民工時間金錢的損失。若果汽車公司判斷這兩個民工不會傳染疾病，未有要求作醫學檢查，而最後三十位乘客中有人確因這兩個民工染病，這些人則有權向汽車公司追討賠償。這些人在這件事情中的表現，不但完全與政治範疇內的「民主」與「專制」無關，而且恰恰說明了對法律的無知和濫用，說明中國離開法治國家還很遠。難怪邵先生的「民主的專制論」一出，就被人譏笑為邏輯混亂，彷若「貞潔的妓女」。

至於邵先生一貫強調的「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不問誰掌握權力，祗問怎樣使用權力。」筆者在有關的反對文章中已經和邵先生詳細討論過，在此不贅(請閱筆者博客)，令筆者不解的是，如邵先生這樣的學者，怎麼會有如此的邏輯思維？請問邵先生：一個封建王朝，以「君權神授」自命的掌權者，如一百年前的滿清，他們使用權力能不專制嗎？一個獨裁政權，以武力奪取政權的掌權者，如今天的北京政府，他們使用權力能不專制嗎？中共治下六十年的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種種災難，難道不都是專制的結果嗎？相反的，所有西方民主國家，他們的民選政府在使用權力的時候，敢專制嗎？能專制嗎？怎麼能說「國體與政體無關」、「誰掌握權力和怎樣使用權力無關」？恰恰相反，事實証明政體和國體、誰掌握權力和怎樣使用權力，民主和專制都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邵先生一系列文章所表露的觀點，人們有理由懷疑邵先生是否在拐彎抹角地告訴我們：不應該懷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不應該質疑他們掌權的永久性，共產黨是當然的永久掌權者，只要他「立憲」了，不用管他立的什麼憲？管他是否執行？中國就已經不再專制了，中國已經實現民主了，大家都不要再有所要求了。是否如此？筆者希望大家都來就此發表意見，共同探索中國民主化的道路。

(寫於2010年2月10日，2月11日修改)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10年2月25日「民主中國」，轉載請註明出處)

附件：
邵建：清末与民初的两种政治学
具而言，这是指清末立宪运动时梁启超的政治学和民初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政治学。如果《新青年》的政治学成为20世纪一百年来的政治学主流，那么，梁启 超的政治学因其梁氏“保皇”之名，早已被历史亦即一百年的革命史弃之如敝屣。当然，梁启超的落败，不在《新青年》时代，而是在清末。面对满清专制，以梁氏 为代表的立宪派和同盟会的革命派在日本的东京和横滨两地彼此颉颃、相互辩驳，听众就是当时留日近万人的青年留学生。结果这些热血青年以赴汤蹈火的姿态纷纷 倒向同盟会，走上了民主革命之途。于是，时代从满清变成了民初，《新青年》是民初政治混乱和政治失望的产物，和当年同盟会一样，《新青年》面对北洋专制， 依然是以民主的口号鼓舞青年。于是，无数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从而铸就了20世纪血与火的历史。
从同盟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青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构成了一个百年来的政治学谱系。这个谱系如果可以用一句话 化约，即张民主而反专制。直到今天，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依然是我们在政治学上牢不可破的认知，以民主反专制也依然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百年未变的制度诉求。这 样一种政治学模型已经凝固化了我们的思维，以致我们很难再接受与之不同的声音。但，这种声音依然存在，固然它早已被冻结在历史的深处，这就是梁氏的立宪政 治学。如果我们可以耐心听听他的声音，没准可以获得百年历史解读的一把新钥。
先抄录一下《新青年》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表述，它来自该刊1919年7卷1号上的《实行民治的基础》：“民治主义 （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不但相反，而且“凡是反 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这里的民治即民主，《新青年》又称德先生。
就二十世纪而言，《新青年》是一种后来居上的政治学。但，在它十多年以前的世纪初，知识界执牛耳地位的则是梁任公的 政治学。还是在1900年，27岁的梁启超立宪思想逐步成型，写于此年的《立宪法议》，可以让我们看到和后来《新青年》远为不同的思想风貌，而且这种思想 在那个时代被广泛接受；尽管从功利角度，它在历史上是也仅是未结果实的智慧之花。
“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家。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 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宪法之政，一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这是《立宪法议》的开篇，其中涉及政治学上的两对 范畴国体与政体。如果以《新青年》作比，可以看到，专制与民主无以构成对立，真正对立的倒是国体意义上的民主与君主。道理很显然，国家权力在君主之手，则 谓君主国，国家权力在民众之手则为民主国。于是，国体问题很明了，就是看国家权力握于谁手。但，不问权力握于谁手，都有一个比它更重要的问题，即权力如何 运用。这个问题在梁氏政治学那里属于政体范畴，由此区划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立宪与非立宪。前者为宪政体制，后者则专制体制。这两种体制的区别：“立宪 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与无限的标准是宪法：“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 皆共守之者也。”于是，梁启超的思路清晰了，以宪法为其限制，无论该权力是君主还是民主，都是宪政体制。如果不受宪法限制，无论该权力是民主还是君主，都 是专制政体。
也许，习惯了《新青年》政治学模型的我们，面对梁氏不免有点吃惊。民主不但和专制无以构成对立；而且民主本身就有专 制的可能。然而，梁氏政治学自有其来路，其元典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君主民主之分，正是从亚氏开始，而亚氏在讨论当时民主政治时，却也分明指出： “他们为政既不以‘法律’为依归，就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这就会渐趋于专制……”相形之下，《新青年》虽然火力十足、尽管一味向西，但却缺乏梁氏这样的 西方古典政治学的底蕴。延至今天，受《新青年》思想定型的我们，听到梁氏的声音不但舌挢不下，还从心理上排斥德先生居然可以专制的可能（笔者介绍过任公这 一思想，也听到了不少批评，其知识理路盖来自《新青年》）。
以上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并非仅仅属于知识学，问题更在于它们将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当同盟会以民主革命 反满清专制时，结果迎来的却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北洋专制。同样，当《新青年》以民主革命反北洋专制时，反出的居然是国民党专制……。历史一节节地循环往复， 我们读懂了它所传递的隐秘信息吗。回到世纪之初，梁启超反专制的政治起点，就不是与君主对立的民主，而是和专制对立的宪政。梁氏看得逼真，宪政，只有宪政 才是专制制度的致命之扼。同样，只有宪政先行，才能获得可以避免专制制度的民主。
然而，百年历史，我们没有选择梁任公。
「民主中国 」 2010-2-2

中國具備實現民主的公民基礎——復洪哲勝先生

前幾年當我給「民主論壇」投稿的時候，就曾經覺得很奇怪，為何哲勝兄對每一位投稿者都親筆回信，因為大陸人是沒有這樣的習慣和作風的，後來才知道他是台灣人。國共兩黨分別管治兩岸六十年，造就了完全不同的處事作風和道德行為，不由得令人慨嘆！「民主論壇」因經費及黑客入侵而停止公開發行，非常可惜。近日接到了哲勝兄傳來的大作「動武可能促變，民主還靠公民社會」(簡稱洪文)徵求意見，我非常同意他的觀點，唯有一些補充和討論意見如下：

我之所以要說同意哲勝兄的觀點，是因為哲勝兄不像有些人那樣，在推崇改良的同時完全否定革命，洪文自己歸納的兩個論點是：武鬥奪權可能變更政權；
社會擁有夠格公民才能造就優質民主。

我覺得需要提出補充和討論的是：

一，哲勝兄說：「社會擁有夠格公民才能造就優質民主。」我的理解是如果社會未擁有「夠格公民」(意思大概是大多數公民的民主意識和素質不高)雖然未能「造就優質民主」，但不等於不能實行民主。台灣就是一個例子，民主化走在公民的民主意識和素質前面去了，因此在民主化、普選和政黨輪替後，出現了兩彈奇案、選票疑雲、紅衫軍圍城、議會打鬥、總統貪腐等種種問題，筆者認為這些現象並不奇怪，更不可恥。數千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享受過憲政民主，從沒有當過國家的主人，一旦實現了民主化，當上了國家的主人，當然還需要一個適應和學習的過程，這是大多數國家民主化必經之途。重要的是，台灣人民已經享有了大陸人所沒有的憲政民主，短短二十年，他們已經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有了長足的進步，逐漸學會了民主，學會了如何當主人，如何管理國家。這對於我們中華民族來說本身就是一個破天荒的創舉和劃時代的進步，台灣成了中國民主化的榜樣和燈塔。

和台灣形成對照的是香港和中國大陸，作為一個香港人，不知是否有偏見，總之我覺得香港拜英國一百五十年殖民統治之賜，公民的法治觀念和民主素質優於台灣：五十萬人大遊行秩序井然、二十萬人燭光晚會，地上片紙不留、歷次全民選舉，公平公正、願賭服輸，立法會內雖唇槍舌劍，仍然彬彬有禮(近年隨著激進派社民連入局，仿效台灣議會衝突，出現擲香蕉等也不過小巫見大巫)。論經濟發達、教育水準、法治觀念、國際化程度均居世界前列，無疑是中國最具實行憲政民主條件之地。可惜的是，在中共專制強權的壓迫下，至今雙普選仍遙遙無期(許多香港學者指出，中共應允的2017年特首普選和2020年的立法會普選很可能是假普選，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堅持特首選舉提名制和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制)，香港人祗享有半吊子民主(祗有一半立法會議員由地區直選產生)。連中國大陸許多專家學者都呼籲將香港作為大陸民主化的試驗區，率先實行憲政民主。可是中共眼裏祗有權力，沒有民主，他們害怕香港的民主化會影響大陸，動搖他們的專制政權，千方百計阻撓扼殺。於是，香港成了民主與專制鬥爭的前沿，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意識到，中國大陸沒有民主，香港很難獨善其身。最具條件實現民主的香港卻沒有民主化的機會，這不但是香港人的悲哀，更是國家民族的悲哀。

再說中國大陸，活在中共專制政權眼皮下，不但沒有台灣人所享有的民主，連香港人所享有的自由都沒有，看似最難實現民主。筆者覺得不然，正因為中國大陸的社會遠比香港黑暗不公，社會矛盾遠比香港劇烈，民怨遠比香港更大，雖然在中共的高壓下，民主呼聲未能充分表露出來，但實際上人民大眾渴求取消一黨專制、實現社會公平的願望更加迫切，更加強大，一旦有了機會，一定會像火山噴發一樣猛烈爆發。加上中共政權本身來自武力，他們的內鬥已經和將要不斷發生，而且勢必愈演愈烈，很可能成為引爆革命的導火索，這些都是大陸實現顏色革命的有利條件，也祗有大陸實現民主化了，香港才有可能真正民主化，台灣的民主化也才無後顧之憂。

二，洪文說「武鬥奪權可能變更政權」，「(美國)這樣的社會，一旦有了擺脫大英的外在統治，他們當然有極大的可能去順利構建民主。」這就說明了對於處在頑固拒絕實行民主的專制政權統治下的人民來說，要實現憲政民主，首要的條件就是要「變更政權」。美國實現今天的民主，其條件也是「擺脫大英的外在統治」。而要「變更政權」，唯一祗有革命。筆者認為，暴力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現時的革命方式是顏色革命，因此毋須再擔心毛共那種為奪取政權不惜斷送上千萬人生命的國內戰爭會捲土重來。反之，像羅馬尼亞一樣，人民通過聲勢浩大的和平示威，軍隊倒戈，推到獨裁政權，在中國大陸非但不是沒有可能，而且可能性甚高。

哲勝兄給我的來信中說：「主觀努力要放在公民運動的推進，以便形塑由夠格公民構成的成熟公民社會。祗有這樣運動才能終結，給專政者足夠壓力去“被動”更換游戲規則，或者向專政者揮出鐵拳給出致命的一擊，並且，馴服一切即將可能想要重新騎在人民頭上的任何“公僕”或政府。」我完全同意。如果中國大陸維權運動和民主運動結合起來，發展成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是有可能迫使中共實行政治改革的。但是，歷史証明很少有獨裁專制政權願意自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他們總是在群情洶湧的壓力下好像擠牙膏一樣，不情願地交出一點權力，混不過去了，又再擠出一點。就像晚清一樣，內憂外患之下，只有宣佈「預備立憲」；人民大眾當真了，被迫之下只有公布路線圖和時間表；人民大眾不耐煩等太久了，就只有宣佈提前實行；再被逼得沒法了，就拋出一個皇權大大多於民權的「欽定憲法大綱」，成立一個「皇族內閣」；直至辛亥革命的槍聲響了，才不得已頒佈「重大信條十九條」，削減皇權增加民權，已經為時已晚。若非因人廢言，毛澤東說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還是很有道理的。現時的中共政權比晚清還不如，不但沒有任何民主承諾，沒有實現民主化的路線圖和時間表，而且更明言拒絕民主化，聲稱「絕不搞西方那一套多黨制，三權分立和議會政治。」因此，從中共的本性看，更大的可能是他們繼續頑抗，這樣就會出現洪先生所說的「致命的一擊」，其實這就是革命。總結哲勝兄和筆者共同的看法(或說非常接近的看法)，是否可以用數學語言表述為：變更拒絕還政於民的政權(即革命)是實現民主化的必要條件，而全民民主意識和素質的提高是實現民主化的充分條件。不知哲勝兄以為如何？

三，洪文說：「我喜歡看美國西部片，發現殖民地人民自己開拓土地，自己建造家園，自己構建家園所屬的村鎮、城市，自己物色警長，有事時自己集會議事，大家行事有板有眼。……等等。因此，他們幾乎已經都是及格的公民……，
中國沒有這樣的社會，……當然，天下沒有白受的專政。被專政多次磨練的中國人，今日當然會反省，中國人的公民品質盡管還並不頂好，也已經有了一點苗頭。因此，如果現在不管基於什麼原因，政權被促變，則，走上民主的道路的機率應該不再是○，但是機率還是不大；走上優質民主的道路，那就很難說了。」

我覺得，雖然美國是一個新興的移民國家，移民從四面八方來到美國，自力更生，自己管理自己，為美國的民主憲政打下了良好的公民基礎。而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封建王朝統治歷史的國家，人民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之下，但不等於說中國人就毫無民主基礎和傳統。恰恰相反，數千年來中國人已經形成了相當的鄉村自治傳統，其中極具民主因素。祗是中共立黨以來特別是建政六十年來對這種寶貴的民族財產肆意破壞摧殘，極大地摧毀了中國人的民主傳統和意識。前幾年筆者在討論中國土地私有化的「中國和諧社會是被共產黨徹底破壞的——農民與土地問題之一」文章中說過：

「幾千年來，封建社會實行“無為而治”，中央政府管治的最低層單位衹是“縣”，朝廷派出命官也衹是“縣官”一人赴任，師爺自請；不像現在共產黨每個縣動輒上萬名公務員，軍警憲特一應俱全，“三十個大帽蓋吃一個草帽蓋”。那時縣以下基本上是民間自治，縣官管治鄉村全靠鄉間的士紳賢達和家族長老，他們不受朝廷封冊，不領國家俸祿，沒有世襲嫡傳，卻代行政府職權，運用傳統的禮法族訓和鄉規民約，維護中華民族的道德倫理和生活秩序。無論京城如何興衰更替，他們在鄉間堅守傳統、默默耕耘、派丁納糧、安貧樂道、息訟平爭，大家和睦相處，各階級互相依存，早已是和諧社會。鄉間的這種法統維護者，一般公推知書識禮的士紳賢達和德高望重的家族長老擔任，他們在鄉間修橋補路、憫老恤幼、公益賑災、主持公道，以其正直誠信得到鄉親大眾的擁戴，數千年來中國農村一向是安居樂業和諧共處的社會……。」

這裏所說的鄉鎮自治，村長、鄉長、鎮長都是民選而不是官派的，這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民主因素。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雖然戰火連天，中央及省市一級民主程度不高，但鄉鎮一直維持地方自治。1950年10月，剛敗退台灣後面臨嚴峻的戰爭形勢，國民政府仍然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其突出代表作就是由花蓮縣帶頭全台灣縣政府民主選舉(留美學生楊仲鯨當選為第一任花蓮縣長)，這些就是台灣的民主因素。既然大家同是中國人，台灣在同樣的基礎上可以實行民主，為甚麼大陸就不能？當然，中國人的民主意識和素質較差，不可能一下子就達到西方民主國家的水準，祗能從劣質民主慢慢向優質民主過渡，在民主中學習民主。但是，不能立即實現優質民主，不等於說不能踐行民主，劣質民主也比沒有民主好啊！(台灣有民主總比大陸沒有民主好吧？)筆者完全有信心，祗要中國大陸實行民主，從鄉村、城鎮到省市、中央逐步開放普選，中國人也有能力實行民主。早在六十多年前，毛澤東在延安就說過：「不要看不起農民，以為他們不懂民主，他們懂得吃肉和鹹菜的區別。」其中1946年1月24日中共「新華日報」發表「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社論，舉出農民用投豆子選舉的例子。難道六十多年後中國人的民主素質反而不如六十多年前嗎？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等到全民民主素質足夠高的時候才實行民主，無一例外都是在民主中學習民主。歐美西方國家能有今天的優質民主，也是他們數百年來踐行民主的結果，不斷改進不斷完善的結果。任何人藉口「中國人口多」、「中國人民主素質低」或者「中國特色」拒不實行民主，不是專制政權的維護者，就是他們的奴才。

蒙哲勝兄徵求大作意見並親自來函指點，不揣冒昧，一抒己見，不當之處，請哲勝兄及廣大讀者多多指教。

(寫於2010年2月5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2010年2月7日「自由聖火」)

主權靠高鐵體現？

主權靠高鐵體現？
共產黨自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一點也不假，自從這個邪黨出世以來，就顛倒了人間的黑白是非。毛澤東在延安人人喝稀粥的時候，每天吃一隻雞是「為了革命」，王實味說了一句「食分三等，衣分五色」就被砍了頭；五七年明明親自號召全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幫助黨整風」，轉眼之間就把逾百萬人打成「右派」殘害終生；明明是「引蛇出洞」，卻硬說是「陽謀」；「三年自然災害」明明餓死了數千萬人，卻硬說是「形勢大好」……總之，明明是鹿卻硬說是馬；皇帝明明裸體，卻硬說穿了新衣，久而久之，大陸人有一個共識，就是當共產黨說黑，其實是白；當共產黨說白，必然是黑。
現在這種黑白顛倒的「黨性」跨越了羅湖橋，香港也開始出現了指鹿為馬之徒。近日某報宣稱：北京施壓香港修高鐵，是為了「體現主權」，理由是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經濟日漸與大陸接軌，若香港不連接大陸的高鐵系統，不納入「全國一盤棋」，等於變相「港獨」。這種說法簡直是匪夷所思！明明祗是經濟問題，卻硬要說成政治問題。難道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全世界都承認香港回歸中國，中國駐兵香港，還不算主權回歸，非要用高鐵連接大陸才「體現主權」？！豈非一條高鐵比中英聯合聲明還重要？中國目前僅京津、武廣通了高鐵，大部分省市尚未有高鐵，難道這些省市的主權都不屬於中國？就算你中共再牛，將來把高鐵修到新疆西藏去「體現主權」，台灣與大陸隔了台灣海峽，你能用高鐵跨海去「體現主權」嗎？簡直荒唐透頂！
共產黨一向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故所以有「大躍進」導致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故所以有「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香港從不算政治帳，祗算經濟帳，故所以比中國大陸發達幾十倍。如今中共還不知從正反兩面汲取教訓，反而要把大陸算政治帳這一套搬來香港，實在是對香港禍患無窮！「蘋果日報」指出：在港人眼中，高鐵只是一項基建工程，香港人關心的是否有需要、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根據國際鐵路聯盟及歐盟的定義，新建鐵路最高時速至少達 250公里，才算是「高速鐵路」。而要達到這個時速，必須要有足夠的距離讓他加速，必須要有足夠的距離讓他保持高速運行。曾參與港府 1992年及 2000年兩份《鐵路發展策略》報告的鐵路工程專家 Ronald Taylor指出，高鐵的效益要在長途旅程才能發揮出來。由香港西九龍至深圳福田站，距離只有30公里（香港段 26公里），港府表示車程需時 14分鐘，即列車平均時速不足 129公里，還未有加速到最高時速就要開始減速了，這算什麼「高鐵」？明明是「低鐵」卻硬要說成是「高鐵」，這和皇帝明明沒有穿衣服，卻硬說穿了新衣有什麼區別？
再者，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高鐵都走地面，為什麼香港區區26公里要全鑽入地底？據說還要在西九龍地底修建12個站台，因此成為全世界最昂貴的高鐵，簡直是勞民傷財！前幾年，港府對修建西鐵、西部通道、落馬洲支線所作的所謂「流量預測」，「投資回報率」至今全部落空，沒有一項達到當年的預測的水準。現在唯北京之命是從卻出賣港人利益的曾蔭權政府，不但不吸取教訓，反而又一次大言不慚地向香港人開出了2016年每天有99000人使用高鐵的期票；保皇黨議員或為討好北京或為利益輸送，對所有眾多的疑問漠不關心，任意揮霍港人錢財，舉手通過如儀。我們倒想問曾蔭權、鄭汝樺以及眾保皇黨議員一句：到時如果又再遠遠達不到你們的預測，花光了港人的669億，還要用納稅人的錢不斷地去填維修運作的無底洞，你們拿什麼來賠償給香港市民？！是否應該用瀆職罪審判你們？！
(寫於2010年1月19日)
(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2010年2月「開放」雜誌)

也說「壞政府治下的秩序」和「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近日在海外網站上看到某些以「劉曉波代言人」自居的人，講解「零八憲章」時稱：「曉波認為：“政治變革的基本常識是：有序、可控的社會變革必定優於無序、失控的變革。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任何不負責任的騷動和心血來潮的妄動都會給國家民族帶來萬劫不復的災難，晚清的憲政改革因孫黃播亂胎死腹中，革命一起玉石俱焚，殷鑒不遠，豈能稍忘？」、「曉波用生命來詮釋和平、捍衛和平，代表的將是中國異議運動和民主力量的前進方向，代表了未來自由中國的願景，……一個為和平而奮斗的中國知識群體的崛起，將是世界和平的福音。」(見「用生命詮釋和平」文)

筆者不知道劉曉波對這些人如此詮釋他的想法是否認同？但是筆者絕對不同意這些人對「零八憲章」的解釋。因為：

一，「零八憲章」是仿照捷克七七憲章的一份政治綱領，是一份未來憲法要點的大綱，它是各黨各派不同政見都可以接受的最低綱領，而不是一份行動綱領，不可能也不必要規定行動的方針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筆者在09年6月「開放」雜誌「我為什麼簽署零八憲章？」一文中說過：「如果零八憲章包含有任何一種保留共產黨、任何小圈子或個人政治特權的內容，筆者不會簽名；如果零八憲章宣稱只可自上而下的改良，不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規定人民大眾只可這樣，不許那樣，筆者也不會簽名。」
二，一百年前「面臨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國人已經嘗試過走改良的路，搞「戊戌變法」，由於清廷血腥鎮壓而失敗。內憂外患之下，統治者不得不進行所謂「君主立憲」，可是卻死抱權力不放，搞出一個皇權大大超過民權的「欽定憲法大綱」和「皇族內閣」，宣布路礦權收歸國有，肆無忌憚地掠財自肥，終於引發辛亥革命，一舉結束了數千年封建王朝統治。近期一股重提「康梁道路」、「君主立憲」否定辛亥革命的歪風，實質是罔顧歷史事實，為中共搖搖欲墜的專制統治招魂。
三，當前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政治制度民主憲政化，而不是甚麼「捍衛和平」，因為當前並沒有受到任何明顯的戰爭威脅。早在1795年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中就已經提出了民主和平論的概念，認為民主國家人民熱愛和平，參戰需得到國會批准，因此除非外敵入侵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一般不會參與戰爭，民主國家之間沒有任何理由發生戰爭。世界上絕大多數戰爭都是由專制獨裁和法西斯國家挑起來的，這些國家只需要獨裁者的個人意志，就可以發動戰爭，他們才是戰爭的根源。因此，說「曉波用生命詮釋和平、捍衛和平」，將「零八憲章」解釋成和平宣言而不是民主憲政綱領是錯誤的，說「代表的將是中國異議運動和民主力量的前進方向」也是錯誤的，中國異議運動和民主力量的首要任務是實現民主憲政，全世界都實現民主憲政之日，就是世界永久和平之時。

筆者認為，人類社會如同自然科學一樣，都是在永不停止的發展變化之中，大多時候是在緩慢地逐漸地變化發展著，但每隔一段長時間，當社會矛盾積聚到了緩慢的變化無法解決的時候，社會的突變必然發生。即使是自然科學，當生產和生活發展到一定程度，人類對某一項科學技術的需求變得十分突出和迫切的時候，自然科學也往往會取得突破性飛躍發展。比如過往電、無線電、蒸氣機、原子能等等與及近代高琨的光纖通信，無不為人類的文明帶來革命性改變。既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這種交替性發展已為人類歷史所証實，今後就必將仍然按此規律發展，因此，革命就和改良一樣不可避免，他們祗是社會發展的不同模式，那些認為社會發展只有單一模式，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論斷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很簡單，如果社會的發展照這些人「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的說法，今天的美國將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美國黑人或許仍然生活在奴隸制的枷鎖之下、歐洲則仍然在中世紀宗教迫害之中，照這些人「晚清的憲政改革因孫黃播亂胎死腹中，革命一起玉石俱焚」的說法，今天或許包括這些康梁徒子徒孫在內，都仍然拖著長辮子像奴才一樣被呼來喚去。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英國殖民統治也很有秩序啊，但是華盛頓領導的八年獨立戰爭，這場「無政府的天下大亂」，讓美國人民取得了獨立，走上了民主建國繁榮富強的大道。美國南北戰爭以前，壞政府治下的農奴制也很有秩序啊，是林肯領導歷時四年犧牲了六十萬人的南北戰爭，這場「無政府的天下大亂」，讓千百萬黑人奴隸得到解放，今天出了一個黑人總統奧巴馬。其他國家無不如此，就算被現代改良派極力推崇的英國光榮革命和日本明治維新，其過程中都曾發生過暴力革命甚至戰爭。所謂「無政府的天下大亂」，不過是革命導致社會急劇變化，新舊秩序交替過程中一個短暫的現象，不可能長久以往，因為人心思治，人們不希望長久生活在無秩序狀態之中。當然，革命不可避免給社會帶來一定的損失，但比起新制度新秩序為社會發展帶來的無窮生機，仍然是微不足道或可以接受的。而且，社會之所以會爆發革命，正是因為改良已經行不通，而人民大眾之所以寕願犧牲選擇革命，是因為他們懂得「長痛不如短痛」。況且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這種短暫的無政府狀態所帶來的損失只會越來越少，八九民運期間北京秩序井然，老百姓說街頭上的爭吵比平日都少，甚至連小偷都罷偷了，就是這個道理。

這些人會說，中國幾千年來尤其是中共暴力革命，以暴易暴的結果祗是產生新的專制王朝，並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民主，因此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不管是否行得通，只能選擇改良。若果統治者像當年的滿清王朝一樣不願意實行政治改革，我們就只有一百年一百年地等待下去，等待他們的恩賜？

筆者在其它多篇文章中說過，那祗是中國的歷史，不是世界的歷史；那祗是中國的過去，不是中國的現在和將來。如上所說，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你不能不說他們都是一場革命，而且是暴力革命，但結果眾所周知，美國成了今天全世界民主自由的堡壘。此外，隨著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人類文明程度的迅速提高，互聯網資訊的無遠弗屆，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深入人心，中國再出現毛澤東這樣的既是無知淺薄的土包子，又是狂妄自大的領袖狂、沒有人性的殺人狂的土壤；再出現當年共產黨這種以地痞流氓憤青邊緣知識分子為主體、以未經任何實踐檢驗的泊來品空想共產主義理論為教旨、用燒殺搶手段與文明世界為敵的草莽反智政黨的土壤，已經日漸消失，將不復存在，因此所謂「江山血酬律」即使在中國也應到此為止了。人民有理由相信，一場新的顏色革命將會結束中國數千年沒有民主的歷史，為中國民主憲政的實現打開大門。

筆者在其他文章說過，革命有好壞之分，不能一概否定。任何社會變革的發生，無論這種變革是好是壞，都有它的客觀原因，而且人民大眾才是這種變革的主人。如果統治者能夠認同普世价值，順乎歷史潮流，主動地實行政治改革，還政於民，像戈巴卓夫和蔣經國一樣，和平轉型實現民主憲政，當然最好損失最小；可是如果像胡錦濤吳帮國一樣公然宣稱「絕不搞西方那一套多黨制、兩院議會和三權分立」，改良的道路被堵死，而社會矛盾卻得不到解決，當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革命必然發生。但是，革命的發生必須要有它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隨意發動起來的。無論中國還是外國，歷史上都發生過很多革命，如果革命的結果能夠為社會帶來飛躍發展，為人民帶來和平幸福的生活，那末，為革命付出一定的犧牲是值得的。但是如果革命的後果是使社會倒退，令人民失去自由生活痛苦，這場革命就是反動的、不必要的，人民為他作出的犧牲就是不值得的。比如，1946年「製憲國大」制訂出「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胡適語)、1948年 3月「行憲國大」已經踐行這部民主憲法，中國已經具備了實現民主憲政的條件和可能，共產黨所發動的國內戰爭就完全錯誤，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就完全不必要。其後，在中共六十年統治下，人民失去了一切，特權階層用「黨」的名義壟斷一切，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國民經濟數度幾陷崩潰，人民生活在貧困和恐怖之中，總之這場共產革命阻礙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人類歷史的悲劇。雖然如此，這場共產革命卻不可能是毛澤東共產黨一人一黨之力就可以發動起來並且取得成功的，陳毅說過，淮海戰爭的勝利是數十萬老百姓用獨輪車推出來的。所以中共統治六十年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中國老百姓所遭受到的種種痛苦，我們大家都有一份責任，當年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民主黨派都作出了錯誤的選擇。

所以說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選擇改良還是革命(改良與革命的發生，與其說取決於主觀願望不如說取決於客觀條件)，而是選擇社會變革的方向。社會變革的結果能否實現民主憲政，與其說取決於所採用的手段是改良還是革命？不如說取決於引領變革政黨的本質和目標。過去的美英法日本等西方國家，近期的蘇聯東歐顏色革命都是通過革命手段實現民主憲政的例子；相反，通過改良手段實現社會變革，也可能走火入魔，走上一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邪路，比如南美和亞非一些貧窮國家實行的所謂社會主義，就將國家拖向崩潰的邊緣。過去數十年來我們中國人已經有了非常沉痛的教訓，將來我們有機會實現社會變革的時候，一定要小心選擇我們的目標，小心選擇我們的領導人，更加一定要徹底實現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絕對不能再讓權力集中在某一個人某一些人或某一個政黨的手上，人民大眾必須要成為真正的權力主人，只有這樣，我們中國人才能和世界上大多數民族一樣永久地享有民主自由，我們的國家也才能真正的繁榮富強。

(寫於201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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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2010年2月3日「自由聖火」)

「八十後」是中國民主的希望

「八十後」是香港近期最熱門的社會話題。因為近來多宗社會事件，如反對興建高鐵、元旦遊行衝擊中聯辦等，都見到「八十後」一代的身影，他們取代了上一代，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主力，這種現象的產生有其政治和經濟的根源。
和上幾代人相比，八十後成長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他們剛剛懂事的時候，中國大陸就發生了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緊接著中英爭拗、九七回歸、金融風暴、二十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倒董、爭取普選等等，在在與「八十後」一同成長。與此同時，他們生活在一個互聯網世界裏，享受著香港的資訊自由。回歸之後，北京不斷插手香港，河水湧入井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了一句空話，基本法承諾的雙普選名存實亡，政制改革一拖再拖。這一切，對於大多受過高等教育，認同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的「八十後」，無疑是很難接受的。他們不會像上幾代人那樣逆來順受了，看到了政治的黑暗，社會的不公，他們自然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渴望在他們這一代人身上實現民主，做香港的主人。
經濟上，「八十後」走上社會的今天，香港過往高速發展的勢頭不再，經濟步入了轉型調整期，加上港府採用開放政策，大量大陸海歸湧入香港，至使香港「八十後」面臨「學歷高收入反降」困境。有報道引述統計處數字指，具專科和大學學歷的十五至二十四歲年輕人比例，過去十年大大提高，但其收入卻不升反降。零八年他們收入中位數較九七年同一年齡組別的人，分別下跌百分之八點五和十二點七。此外，貧富懸殊自「八十後」懂事以來一直上升，政府卻忙着縮班、殺校、減少特殊教育資源、花六七百億建高鐵、強制驗毒…；這些社會政策交織成的圖像，又怎教富理想、易衝動的年輕人不生氣？
於是，「八十後」勢必成為和已經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主力，以他們對民主自由、公平正義普世價值的認同和追求，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先鋒和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是歷史的必然，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連唯北京馬首是瞻的曾蔭權也不得不說：「我們對年輕人的確要有更好的理解，要聆聽他們的心聲，明白他們的理念、抱負、對社會和政府的期盼，甚至他們對某些情況的失望和不滿。」中共喉舌文匯報「八十後的訴求宜深入了解」文章則說：「社會不能忽視「八十後」現象，要深入了解他們的訴求」。其中一名「80後反高鐵」成員Kobe表示，「八十後」這個統稱早在去年「六四」廿周年時已開始使用，八九民運時包括自己在內的八十後年紀都是很小，即使記憶比較模糊，但不代表沒有。代表人物陳巧文就是從她父親那裏知道中國大學生為爭民主自由而經歷了這一場流血事件的。Kobe說︰「九七回歸之後，意識到很多東西已在改變、流失、被催毀了，好多不滿，好多無力感，但我們不會選擇移民。民主意識可能是由我們自小已認定這裡是我們的家，我們不會離開，這種意識其實已經開始覺醒，不滿其實是積存了很多。」她還說︰「正因知道大陸的可怕，所會更珍惜香港的言論自由，因而希望透過自己的力量呼籲更多人來關心這個社會，改變這個社會。」
反觀大陸，八九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後，過去20年，年青人對社會事務的熱誠逐漸沉寂下來。與香港最近流行著「八十後」這個潮語相比，大陸「蟻族」、「蝸居」成了新興名詞。但不等於說中國大陸的「八十後」和香港「八十後」截然不同，他們共同生活和成長在同一個世界裏，他們面臨的社會問題大同小異。他們是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一代，這一代人大都是獨生子女，童年時受的是傳統教育和殘存的社會主義意識，長大後受到港台及外國流行文化的影響，在市場經濟的洗禮下不得不獨自謀生。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環境必然會在他們的內心激起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也一定有強烈的表達自己這一代人訴求的願望。而且大陸的「八十後」，是高佔全國 四份一人口的族群(據統計，大陸超過3億人處於這個年 齡層)，潛力會被香港的「八十後」大得多。祗是目前仍然處於中共的高壓之下，他們不但沒有集會遊行的自由，連表達意見的言論自由都沒有，所以他們不得已選擇以互聯網談論民主話題，支持維權運動，要求進行政治改革。雖然與香港「八十後」採用集會遊行街頭鬥爭的表達形式不同，但是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加上大陸門戶打開了就再也關不上了，今天香港「八十後」的新民主運動，年輕人的政治敏感和朝氣，勢必日益廣泛地影響大陸的「八十後」。若果說中國民主化是一項巨大和複雜的工程，香港無疑就是試驗區和排頭兵，筆者相信，香港「八十後」不但是香港民主化的希望，也將是大陸民主化的火種，全世界的華人都會為你們感到驕傲。

(寫於201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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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於2010年2月「爭鳴」、「動向」合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