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18, 2005

鄰有喪,居不歌——評中共政權為何難以融入世界


(香港)李大立

不久前在南亞發生大海嘯,逾十五萬人罹難,是全人類的巨大傷痛,整個國際社會不分東西南北,富裕貧窮,一致對受災國家和地區伸出援手。中國大陸政府也一改以往關起門來自絕於國際社會的做法,開始參與全球性的賑災救援行動,繼幾次增加援助金額之外,總理溫家寶赴印尼參加多邊會議,還提出「七點建議」。 當今科學技術日益昌明,全球經濟趨向一體化,中共政府已經不可能再像毛澤東時代一樣,置身於世界大家庭之外,從中共政府極力要求加入WTO組織,與世界經濟接軌,可見他們已經認識到如果自我隔絕,只會加速滅亡。但是,由於中國大陸曾經長時間被錯誤的意識形態統治,長時間的脫離世界潮流,要想真正融入國際大家庭並不容易,這次他們在南亞海嘯賑災活動中的表現可見一斑。

他們與國際社會最大的不同之處,不是捐款額的多少。雖然外國有評論說中國的捐款數字與他崛起的經濟不相稱,遠遠落後於日本、美國等經濟大國,然而筆者認為,在中國大陸仍然有數億人處於貧困狀態的情況下,量力而出不失明智的選擇,不應該太苛求大陸政府。反之,如果他們不顧國內的貧困狀況,打腫面充胖子,硬是要和日本美國比高低,反而令人噁心。

他們與國際社會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他們嚴重缺乏民主社會的人道精神,大陸的所謂援助,不是根據受災程度,而是根據和中國的政治關係去分配和使用,用來搞官方的外交關係,而不是真正同情和援助受災的老百姓;堂堂一個大國,僅派出35人組成的醫療隊,連一個貧窮的非洲國家都比不上;溫家寶衹帶去了16頓救援物資,卻表現得神氣活現。可是這樣,大陸傳媒的新聞報道,卻全都是對這種極其有限的援助歌功頌德,將人道救援政治化,隻字不提災區人民的苦痛,以致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被人懷疑是一場政治騷。

南亞海嘯災情逐漸明確以後,西方國家以其固有的人道精神,不但經濟上大力援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共鳴。美國總統布殊迅即下令全國政府機構為死難者下半旗致哀,紐約市長彭博在時代廣塲迎新年集會上提議近百萬人為死難者默哀,並且說:「南亞的災難提醒我們,所有人都是地球一分子」。歐盟25個國家舉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默哀紀念儀式,在1月5日中午12時,全球1/4人口共同為南亞海嘯死難者默哀三分鐘,所有政府部門下半旗致哀,電視廣播停播,巴士汽車火車地鐵停駛,行人停步,全體國民停止所有工作……。英國、瑞典、加拿大等國紛紛宣布取消元旦慶祝活動,連小小的紐約僑社「中華公所」都宣告取消05年春宴,將12000美元舉辦費捐給南亞災民……。而在中國大陸,12月30和31日,胡錦濤、江澤民、賈慶林、曾慶紅、李長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卻在北京舉行連場晚會,高歌熱舞,「和6000多首都群眾一起歡慶元旦」,中共的「元旦社論」隻字不提南亞海嘯,卻氣勢洶洶地向台灣要脅。「鄰有喪,居不歌」,這些寡廉鮮恥的中共「領導人」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領袖相比,素質實在差得太多!

再看看共產黨灌輸了半個多世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革命理想的中國大陸,人民大眾的世界公民意識和民主世界相差有多遠。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民大眾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他們的社會意識和道德觀念也隨之不斷提升。據筆者所知,美國每年來自各種慈善捐款的數目,居然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十分之一!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大約相當於全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美國首富比爾.蓋茲在過去五年中共捐出220億美元,平均每年達44億美元之多。筆者在美國所見,很多窮人不但享有醫療福利,而且還有政府發放的「粮食券」,用在超級市場購買任何食品,這裏除了政府的撥款之外,很多是來自民間捐款。這次南亞海嘯,美國除了政府捐出3.5億美元的巨額費用之外,民間亦捐出了巨額數字。總統布殊邀請兩位前總統老布殊和克林頓共同主持民間賑災活動,呼龥國民慷慨捐輸,自己也帶頭捐出一萬美元。就算和中國大陸相連的香港,民眾捐款的人均比例堪稱世界第一,據報道截至1月8日,香港民間籌款已達6億5千萬港元。電視所見,香港一個普通街坊師奶,在菜市場義賣捐款活動中以1200元買了兩棵菜,記者採訪她時還有意躲避,謙稱自己現時失業,沒有什麼收入,不過盡一份綿力而已。在香港還舉行了兩岸三地藝人共同參與的「愛心無國界南亞海嘯賑災演唱會」,共設有100多條捐款熱線,筆者試著撥電話捐款,連續撥了七八次都打不進去,二十多分鐘以後才打通,可見香港人的愛心所言非虛;那幾天,有一次筆者在路邊提款機提款,看見前面一個鬼佬手上拿著一張報紙,按照報紙上的號碼轉帳,事後筆者才想起,這個鬼佬肯定是按報紙上的慈善捐款帳戶號碼捐款,……筆者的親身經歷,深感香港人富有愛心。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除了人民大眾普具善心之外,商賈富豪、藝人明星大多懂得取之於民,回饋社會的道理,遇有需要伸出援手的時候,大多樂善好施,鮮見被公眾輿論指為為富不仁者。這次南亞海嘯賑災活動中,香港首富李嘉誠基金捐出2400萬港元,電影明星成龍大哥捐出100萬港元,各大機構,社會名流紛紛慷慨解囊, ……;筆者記得1991年在香港時,港人為大陸華東水災也捐出逾6億港元,可見港人的善心不是偶然的,而且不分國家民族,相信這是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區普遍現象。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香港人的愛心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遠遠早於大陸成為了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

反觀中國大陸至今傳媒疏於報道和呼龥,民間反應冷冷清清,大眾顯得漠不關心。香港台灣滿街都是慈善機構,偌大的一個中國,慈善機構少得可憐。據大陸公佈的資料,中國每年的慈善捐款超過75%來自港澳台和海外,和美國的民間巨額捐款相比,足可見兩個社會道德標準的巨大差異。大陸官方的「國際紅十字會」,受累於大陸普遍的貪污腐敗,香港左派鳳凰衛視播出港台大陸三地聯播賑災募捐新聞節目,該會的官員直認大陸群眾向他們捐款的時候,再三詢問是否「專款專用」?是否會被貪污挪用?作為一個「慈善機構」,毫無公信力,被捐款人如此貭問,真該無地自容啊!可是這位官員卻毫不覺得羞恥,侃侃而談,再三「保證」,看著令人噁心。反反覆覆就是幾句說了數十年的老話,什麼「從幾歲的小朋友到八十幾歲的老人都……」,但是閉口不提偌大一個中國大陸,到底收到了多少捐款數字?連老百姓捐獻出來的錢到底有多少,都不敢讓老百姓自己知道,怪不得老百姓不會相信他們。而且至今未見富豪捐款的新聞,每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十大富豪,居然無一人為災民捐款!可見這兩個社會道德標準的反差何其巨大!由是想到數十年來,毛澤東共產黨傾盡全力教育灌輸他的十幾億臣民,如何「為革命獻出一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卻造成了一個冷冰冰的寡情薄義的社會;反而,他們口口聲聲說要「觧放」的「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人民」,不需要他們的任何「偉大教導」,卻自然地成為了富有同情心和博愛精神的世界公民,世界上沒有比這更諷刺的事情了!

21/02/05修改

(「動向」3月號刊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筆者註)

Saturday, March 12, 2005

「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中國人的道德淪喪令人痛心

(香港)李大立

無恥而不自知,標誌著一個人,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道德淪喪到了極點。毛澤東共產黨數十年來在中國大陸造就了無數這樣的人,有些甚至到了海外,仍然不改初衷。中華民族五千多年傳統道德文化被破壞殆盡,遺害幾代國民,真是令人痛心疾首,這就是筆者看了貴刋林孟熹先生「誤把馮京作馬凉——略談“往事並不如煙”有關劉光華的不實傳聞及其他」一文後最大的感想。

請讀者先看一看林孟熹先生一段原文:

「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個周末,光華又回到東四十一條的家中,同級校友姚祖彝突然來訪。姚來自上海,46學號經濟系,父親是中興輪船公司總經理,觧放前在校園裏屬公子哥兒類型,觧放後轉變很快,曾任學生會副主席,1950年畢業後分配到外貿部海運公司。姚於1958年初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時已解除教養,在京郊一個勞改農場就業。姚告訴劉,他決定南下偷越邊境並邀劉同行。劉聞言大驚,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離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捨此已別無他途。劉則坦言,姚此舉太冒險,自己雖迭遭磨難,含冤莫白,「但我對這個黨,這個制度仍沒有完全喪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捨母涉險?而且我認為你也不應該這樣孤注一擲」。在劉的一再勸說之下,姚勉強表示打消偷越之想。

不久我來北京,光華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說:「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絕對不會聽你的,到時他邊境被捕,你必被牽連進去,後果不堪設想」。劉問我該當如何?我說唯一的辦法是立即舉報,以阻止他這個愚蠢的冒險行動。光華長嘆一聲:「唉!姚三目前處境已經夠慘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腳?况且人家對我這樣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義舉報?這有違反我一向做人的原則……」。「那你自己怎麼辦?姚三肯定會被抓回來 」。我十分焦急,光華無意再爭辯,只淡淡地說了句:「反正姚三已答應打消偷渡之想了」。不過看來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話。人類能思維,有理性,人類也有感情,有所謂「人性」,也許這正是人類最可貴和難能之處,但人性有時是與理性相矛盾的,人性有時甚至與個人利益相抵觸。我不能不被光華的人性所感染,只好祈求上蒼庇佑。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預料,姚祖彝邊境被捕,光華因知情不報被發配到黑龍江絕塞苦寒之地,從此開始了他一生最為磨難和艱辛的十二年。」……

看罷這一段,不知讀者作何感想?筆者倒是感到十分痛心!

一,縱觀林孟熹先生文章的語氣,至今林先生還為當年建議劉光華先生「立即舉報」姚祖彝而自豪,感到理所當然,全文找不到一句對此懺悔的話。

二,林孟熹先生全文亦再無提起姚祖彝,彷彿這個人當年偷越國境,並且牽連朋友,罪有應得,罪該萬死。

三,林孟熹先生說「我不能不被光華的人性所感染」,衹是一句空話,實際上林先生是在重複毛澤東共產黨數十年來對「人性論」的批判。林先生說:「人類有所謂“人性”,……但人性有時是與理性相矛盾的,人性有時甚至與個人利益相抵觸」。這才是林先生至今對人性論的認識。

四,林先生另一段文中說:「光華是我生平最知己的摯友,可謂“刎頸之交”……即使在最恐怖的政治高壓下,彼此也從未出賣過對方……」。是否林先生認為「刎頸之交」的朋友不可出賣,非「刎頸之交」的朋友就可以出賣?

對此,筆者有如下的疑問請教林孟熹先生:

一, 當朋友無奈的選擇可能會危害到自己的時候,選擇「立即舉報」這樣的「先下手為強」和「從背後插一刀」,一切從自己利益出發,不顧朋友安危,出賣朋友的做法,至今仍然值得林孟熹先生引以自豪嗎?林先生當年的價值觀,至今仍然感到理所當然嗎?

二, 還是劉光華先生寧願自己被牽連在內,也不出賣朋友,不願意「違反我一向做人的原則」,比之林孟熹先生出賣朋友的「建議」更值得欽佩呢?

三, 劉光華先生不但沒有參與姚祖彝的偷渡行動,反而事前再三勸說姚祖彝取消這個念頭,為何姚祖彝被捕後,仍然牽涉到劉光華先生,罪名是「知情不報」,看來不但林先生建議劉光華出賣姚祖彝,而且姚祖彝被捕後事實上反而出賣了劉光華,是否當年毛澤東時代,整個中國大陸都是一個人出賣人的社會?

四,既然林先生文章中說::「光華是我生平最知己的摯友,可謂“刎頸之交”……即使在最恐怖的政治高壓下,彼此也從未出賣過對方……」。那麼為何林先生又建議劉光華出賣姚祖彝呢?是否可以認為,林孟熹先生在對待朋友方面存在著雙重標準?

綜觀林孟熹先生全文,顯然林先生屬於「無恥而不自知」那一類,甚至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才會這樣毫無愧意地憶述當年自己出賣朋友的建議,並且洋洋自得地公之於眾。看完林先生的文章,令筆者更深刻的感覺到,幾十年來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對傳統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對人性的摧殘,已經造成了遺害幾代人的禍害,不是短時間可以改正過來的。最令筆者感到痛心疾首的是,甚至已經移居海外多年的林孟熹先生仍然有著如是的賣友求榮價值觀,對人性的認識仍然和共產黨如出一轍,留在中國大陸繼續被共產黨毒害的同胞,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從道德價值觀念上看,共產中國早已滅亡了!如果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連羞恥都不知道,這個人,這個民族和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別人別的民族別的國家誰願意和一個不知道羞恥的對象來往呢?「知恥近乎勇」,看來,中華民族在走向民主政治和世界大家庭之前,首先必須要求每一個國民都知道什麼叫羞恥。

(12/03/05)

(刊於「新世紀」網站)

林孟熹:误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它



友人推荐一本《往事并不如烟》,据说目前在国内极为热火。作者章诒和是曾经显赫一时后又被打成全国头号右派的章伯钧先生的次女。该书内容主要展示1957年开始的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中,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储安平、罗隆基、张伯驹等个人和时代的悲剧以及他们的人格力量。通过作者亲身或间接的见闻,提供了不少“官史”上看不到的历史真相,弥足珍贵,但也有个别传闻失实之处。例如:该书《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笔者按:刘王立明有两子,长子刘光升一直在海外;此传言中所指,当为次子刘光华。)

作者接着进一步补充:由于不久前彭真曾当面询问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否有意移居海外,中共愿玉成其事。章伯钧一下子感到“这四个”莫非是指他夫妇二人再加上罗隆基和刘王立明,怵然大惊。

莫非真有此惊人内幕?其实刘光华根本未到过边境,更未被捕,又何来为章罗探路?不过此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可谓事出有因,容我慢慢道来。

因《北大的民主墙》一文而闯下弥天大祸的刘光华,于一九五八年初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押送京中令人闻名色变的茶淀清河农场劳动教养。一九六一年春解除教养后留场就业,一番辗转被调到北京东郊清河化工厂。这其实也是劳改单位,尽管此时他的身份已易为“就业人员”,但无时无刻仍处身周围一片“阶级专政”的威慑下,不过每当周末总算能回家探望一下老母亲。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个周末,光华又回到东四十一条的家中。同级校友姚祖彝突然来访。姚来自上海,46学号经济系,父亲是中兴轮船公司总经理,解放前在校园里属公子哥儿类型,解放后转变很快,曾任学生会副主席,1950年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海运公司。姚于1958年初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时已解除教养,在京郊一个劳改农场就业。姚告诉刘,他决定南下偷越边境并邀刘同行。刘闻言大惊,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舍此已别无他途。刘则坦言,姚此举太冒险,自己虽迭遭磨难,含冤莫白,“但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舍母涉险?而且我认为你也不该这样孤注一掷。”在刘的一再劝说之下,姚勉强表示打消偷越之想。

不久我来北京,光华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说:“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绝对不会听你的,到时他边境被捕,你必被牵连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刘问我该当如何?我说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行动。光华长叹一声:“唉!姚三目前处境已经够惨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脚?况且人家对我这样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义举报?这有违我一向做人的原则……”“那你自己怎幺办?姚三肯定会被抓回来。”我十分焦急。光华无意和我再争辩,只淡淡地说了句:“反正姚三已答应打消偷渡之想了。”不过看来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话。人类能思维,有理性,人类也有感情,有所谓“人性”,也许这正是人类最可贵和难能之处,但人性有时是与理性相矛盾的,人性有时甚至与个人利益相抵触。我不能不被光华的人性所感染,只好祈求上苍庇佑。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预料:姚祖彝边境被捕,光华因知情不报被发配到黑龙江绝塞苦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最为磨难和艰辛的十二年。最初是在人烟绝迹的新辟的音河劳改农场开荒,虽说生活和劳动极端艰苦,但还算有个农场作依靠,后文革一来干脆被遣送到当地乡村生产队监管劳动,成为全靠挣工分糊口,但比“地富反坏”身份还低一等的“二劳改”。

记得幼读《李陵答苏武书》,“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之句如现眼前。近人余秋雨《山居笔记》集中的《流放者的土地》一文这样写道:“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据悉,光华流放之地尤在宁古塔之北。当时光华已年逾四十,加以南方人骨骼单薄,个子细小,体力连一个普通农妇都不如,他两手空空,无亲无友,更无从事农村生产和生活经验,却除了和农民一样干活外,还要搭盖自己的窝棚,修炕抹墙,割草打柴,种菜浇园,更要打理一日三餐以及洗涮缝补,一切全仗自己动手,比一般农民更为艰难得多。十多年里,由于修水利高架失足和放马坠骑两度重创断脚,居然挺了下来,尽管撑着双拐,毕竟还是从“漆黑的深渊”“再泅得出来”,真可谓异数。当年纳兰容若寄顾梁汾《金镂曲》,有云“绝塞生还吴季子(指放逐宁古塔之吴汉槎),算眼前此外皆闲事”,光华吾兄,其亦然乎?

光华是我生平最知己的挚友,可谓“刎颈之交”。我们都是1947年从上海转学到燕京的,都读政治系(次年他转新闻系),又同住男生宿舍一楼的二层,正好斜对门。可是头一年恐怕没说上过十句话,互相印象淡薄,不过我倒是无意中几度“冒犯”过他。那时我和我的同屋小上海冯永祥都是馋嘴鬼,合伙买了个煤油炉,不时炖牛肉,用以宵夜,阵阵诱人的扑鼻牛肉浓香,从门缝钻进光华的寝室,令他馋涎欲滴,而我却从不分给半羹,后来他对我说:“如果换了今天,我整锅都把它端过来!”

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回港省亲,住在九龙的柯士甸道。有一天出门没走多远,猛然发现对面来人竟是光华。原来1947年民主同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部分领导人,其中包括刘王立明,潜赴香港重建民盟临时中央,所以光华也趁暑假来港探母。由于我赶着要去办事,只匆匆告诉他,我就住在这条街。第二天上午忽然传来凉台上祖母的声音:“街上有人大喊林孟熹!林孟熹!”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光华。他也住在同一条街,为了找我,从街头喊到街尾。从此开始了我们超逾半个世纪的情同手足的友谊。我们曾分沐春光明媚的欢愉,也曾经历风雷雨电的考验,即使在最恐怖的政治高压下,彼此也从未出卖过对方。有一时期,他放逐绝塞北疆,而我身处岭南一隅,天南地北,万里关山,却无碍灵犀一点通。刘伯母一向待我如自家子侄,光华的三个外甥女都从小称我舅舅,令我这只海外归来的孤雁,居然在陌生的北国找到一个温暖的栖所。此情此景只道如日昨,又谁曾料到当年那位慈祥、优雅、高贵、满腔爱国热情的著名国际妇女活动家刘伯母,日后竟被硬栽上美帝特务的罪名受尽折磨,以古稀高龄魂断祖国囹圄,遗骸至今下落不明。

光华的父亲刘湛恩博士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现长眠于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是陵园里唯一因抗日而牺牲的非党人士。刘博士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由于领导全市性群众抗日组织,坚主抗日,曾多次受到敌人的恐吓和威胁。遇害当日,光华陪伴父亲到公共汽车站候车,敌特凶徒竟于光天化日下开枪行刺,眼见父亲中弹倒卧血海,光华奋不顾身穷追凶徒,凶徒摆脱不得,回身拔枪向光华发射,幸而子弹被卡。在巡警和路人协助下,光华亲手擒获杀父仇人,时年仅十二,成为当时全上海小朋友们心目中崇拜的小英雄。

一九四二年,为报父仇雪国恨,年方十六的光华考入由南京迁成都的中央军校(正式名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通常被称为黄埔)十九期,1945年毕业,日本投降了,被分发到全部美式装备的新六军任见习官,还不到二十岁。

赶不上报国,卻被派去同室操戈,1946年1月,这支国民党皇牌军登陆秦皇岛,挥师北上,一路杀到长春以北,其中尤以与林彪麾下劲旅四野十三纵狭路,遭遇于沈北铁嶺的一仗最为惨烈,从拂晓血战到入夜,遍地死骸全都是骨肉同胞,子弹射向自己的亲人,战火燃烧着祖国大地,光华再也无法承受良心的压力,于六月请准长假离军南下返沪。半年戎马生涯,他为东北这片土地留下些什么呢?灾难和仇恨?血腥和痛心?但有两位东瀛少女却会永怀感激之情。一夕,光华独自驻守一个大仓库,忽然两位东瀛少女款款前来自愿许身作伴。那时候的日本侨民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跌下成了落水狗,提心吊胆,朝不保夕。为了换取战胜者的格外开恩,他们不惜献上同胞少女的贞操与柔情,而这又似乎又是战胜者应有的权利。但眼下这位少年军官却正襟危坐,长夜漫漫,一直守候到东方吐白。这时候他们三人都同时获得解救,东瀛少女的肉体和少年军官的道德良心。

1946年光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政治系,很快投入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在反动当局的压力下,校方无奈开除了他这个渊源深厚的沪江子弟。幸而燕京大学的校门向受政治迫害的爱国青年敞开。光华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但他一生的记者生涯却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1951年3月调入上海《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记者。1957年6月风云突变,反右开始,7月停止工作接受批判。但这三个多月却是他一生最为才情奔放、意气风发的日子,当然也是尔后数十年苦难坎坷岁月的肇因。说实在,他的确是干记者的好材料,文思敏捷、个性活络、见识和兴趣广泛、笔底生动多采,尤其难得的是有极度敏锐的新闻触觉。君不见大鸣大放的日子,多少新闻界精英云集京华,唯独初出茅炉的光华一下子捕捉住最敏感和最牵动全局的北大民主墙,寥寥二千字的一篇报道,震撼了京师和全国,并惹得老人家龙颜大怒。在轰动全国的“左叶事件”中,他又遭《人民日报》社论单挑点名。于此前后,波兰总理西伦凯维茨来华访问,各大报莫不派出强大探访阵容,光华单骑赴会,竟当著作陪的贺龙副总理面索得西伦凯维茨为《文汇报》的一纸亲笔题词,在西氏抵沪之日独家刊出,京沪同行无不惊服。那阵子的光华可谓春风得意之至!当时我住在六部口附近的小独院,一天下午忽闻外面汽车喇叭声大作,推门一看,原来刚采访归来大记者光临寒舍。他神采飞扬告诉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毛主席破例亲往机场迎接,等待专机降落之际,光华居然凑到老人家身旁,老人家向贴身警卫员要了一支纸烟,却无人点火,他手急眼快,掏出打火机,想不到连按三下都冒不出火焰,还是另一位在旁人士用火柴给点的烟。我们(包括梅绍武校友在内)闻言起哄曰:“阁下的朗臣打火机乃进口名牌,向例百发百中,奈何今番失手?天子马屁拍不成,不祥之兆,祸不旋踵矣!”言罢哈哈大笑。想不到竟是一语成籖!

在当记者之前,光华曾编过三年极具特色的《国际展望》月刊中文版,还写了一本十多万字颇具专业水平的《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简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他甚至还跨行写了部电影文学剧本《球场一少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已具拍摄水平),著名导演岑范曾有意执导。但后来光华被扣上右派帽子,一切遂成泡影!

昙花一现,彗星破空,烂丽至极,只可惜太短暂了!

毕业那年,五0级出了一本纪念刊,郑天增学长谑称光华为“袖珍小生”。在文人笔下“小生”一词往往与“风流”二字结下不解缘,光华自不例外。在燕园的岁月以及参加工作之后的几年,他确曾交过几个不错的女朋友,奈何只开花不结果。1978年光华终于挥别北疆回老家上海。不久右派改正重返编辑桌,居然宝刀未老,犹堪独当一面。时前辈报人、当年《文汇报》老总徐铸成曾为文介绍刘氏一门三杰(刘湛恩、刘王立明和刘光华),文末捎上一句:历尽苦难灾劫的光华,至今犹单身未娶。不料徐铸老文章见报,顿时好心的“媒婆”“媒公”几乎踩平门坎,弄得“小生”手足无措,真是应了俗语那句:“一是怕饿,二是怕撑”。辛稼轩千古名句有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最后迎入门的新娘竟是我们燕京经济系裘祖赉学长的亲妹子,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如今老两口卜居纽约曼哈顿上东城,嫂夫人大方、体贴、极有奋斗进取心,至今仍在上班。但对我来说更欣赏的还是她烧得一手好菜,地道的江南风味,尤其是那款蟹粉狮子头,堪称一绝。最近又承告知,新购入上好鲍鱼,只待我来临,一展厨艺。粤人有句夸赞家中贤妇的老话:“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守着如此一位伴侣,光华更复何求?自是宠护有加。昔人张敞画眉传为美谈,刘兄效法前贤,闺中为夫人修剪秀发,真乃天下男儿的好榜样!惜乎手艺稍欠,差点儿把耳垂剪去一小块。至于嫂夫人娇嗔之下,有无高举拷郎鞭,就无从考证了。她现服务于著名的外交关系学会图书资料部门,为我撰写《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每年我都到光华处小住数日,有时不止一次。两个老人斗室相对,回首前尘。三千法界,一霎华蔓,悠悠往事,似梦非梦,如烟非烟!无论如何,看到老朋友坎坷大半生,晚年终于享得如此美满的生活,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当然也微微泛起点妒意。

2004年4月之初春雪乍降之日

于安大略湖畔半空精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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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18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3/8/2005 4:16)

Saturday, March 5, 2005

可愛的學究遺風——讀郭羅基先生「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堅持馬克思主義」一文有感


(香港)李大立

近期經常看到所謂前「體制內」人士洋洋萬言大作,有關「胡溫新政」、「趙紫陽評價」、「鄧小平是世紀偉人」、「美國戰爭崛起」等等,拜讀之後,不但失望而回,失望之餘還為這些可愛的老學究感到好笑。為此筆者不端冒昧,發表過幾篇拙作向他們討教,近日又看到郭羅基先生的大作「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堅持馬克思主義」,本來不想再奉陪討論了,看了夏雲先生「可悲的辮帥情結————和郭羅基先生商榷」,深有同感,特仿照夏先生的題目寫下這篇短文,向郭先生請教。

首先,筆者聲明,個人對馬克思主義毫無興趣,所有對此的認識僅限於學生時代被共產黨強迫灌輸的有限知識,本來沒有資格和以研究馬克思主義為業,並自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郭先生饒舌,但是:一,討論評價一種理論,不一定要讀完其全部代表著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弋陽女士說:「二十世紀人類歷史最大的遺產就是共產主義的試驗和失敗」,單憑這一點就可以「証偽」馬克思主義。二,所謂馬克思著作浩如煙海,相信郭先生也未必全部讀完,就算讀完了,能否理觧原意還是一個問題,郭先生大作中自相矛盾處就是証明(請看下例)。三,僅憑筆者對馬克思主義極有限的所知,已經與郭先生的權威理論相左,覺得還是有必要提出來向郭先生請教,同時讓讀者評議;四,實在不忍心看著中國民主運動被這些體制內人士誤導,希望提出一些與他們不同的觀點,供廣大讀者討論,共同提高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有助於中國的民主運動,故有此文,歡迎批評。

綜觀郭先生全文,一方面批評現今中共常委「不懂馬克思主義卻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那就對他們普及馬克思主義教育吧」;另一方面批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輕薄態度,以中國人為多,尤以民運人士為甚」。並且自豪地告訴讀者,1987年郭先生曾以「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組組長」的身份列席當年鄧小平李先念等為中共常委時的「政治局常委會」,並就所謂「科學的科學」問題直接答覆總書記趙紫陽的詢問,與有榮焉。看來真像夏雲先生文章所說,郭先生為中共被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把持,而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他卻被流放海外而忿忿不平。言下之意,如果郭先生協助趙紫陽當政,中國早就實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了。

我勸郭先生還是歇歇吧!睜眼看看現實,現今世界上自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還剩下多少?小貓兩三隻,一個巴掌都數得過來,說不定等郭先生將馬克思主義鑽研透了,連這幾隻小貓都不在了,何苦呢?到時就算郭先生滿腹馬克思主義經論,又到哪裏去派用場呢?對一種已經被實踐証明是錯誤的,而且行將就木的理論還如此熱衷,更以自稱正統為榮,郭先生的勇氣和執著真令人佩服!

據說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之一就是歷史唯物論,該理論認為世間一切事物都是不斷運動和變化的,都有一個產生、發展、滅亡的過程,沒有任何例外,包括馬克思主義本身。郭先生引經據典,不知是否知道馬克思說過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要求讀者「自己思考」,反對把他的著作「觧釋為體系,觧釋為新哲學」,宣稱「資本論」「不是科學,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恩格斯致康德拉.施朱特的信1890.8.5恩格斯全集39卷432頁)?倫敦海格特公墓馬克思墓碑上鎸刻著他自己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衹是用不同的方法觧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意思就是說,他的理論衹是企圖「解釋世界」,不要將之作為「改變世界」的萬應良方。

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上,郭先生指責中共領導人「不懂馬克思主義」,我看正相反,中共領導人比你懂得多!江澤民去年七一講話說:「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已經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被海外輿論稱為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反思的產物」。中共理論界已經提出:不應該用「僵化」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他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只是「普通平凡的思想」,可以「質疑、討論、揚棄」(燕南學術「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觀念錯在哪裏?」) ;可見中共實際上都已經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了,只有郭先生一個人還在死抱馬克思片言隻語不放,所以如此孤單,如此忿忿不平,真是連江澤民都不如。

郭先生文章的中心,就是引經據典地說正統馬克思主義認為:資產階級必須推翻,無產階級必須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下執政,執政者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而現今的中共「一旦執政就成了永遠執政,不可能是民主共和制」,因此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

這裏就有兩個問題:

一,不錯,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甚至說如果沒有民主共和制,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建立。但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又說過:「無產階級必須徹底砸爛一切舊國家機器」,而「民主共和制」必然要通過議會等「國家機器」去實現,議會等國家機器都砸爛掉了,又如何保留民主共和制?

二,既然郭先生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利用民主共和制執政,而且可以上台落台。那麼請問:根據什麼決定上台落台呢?顯然只有通過普選,而通過全民選舉決定執政者上台落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還活著的時候就已實現了,既然已經是現實,馬克思又何必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呢?

如果郭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核心就是這麼簡單,那麼,我們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早就表達了這種思想,何須捨近求遠?馬克思主義遠非如此簡單,他主張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進行「短期」無產階級專政,然後,一方面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讓「物質極大豐富」;另一方面用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改造人的靈魂,讓「覺悟極大提高」,最後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核心。而這一切,列寧、史大林、毛澤東哪一樣沒有照做過?不但不折不扣地做過,而且變本加厲地實行過了,衹不過以失敗告終而已。可是郭先生還說中共「不懂馬克思主義」!怪不得夏雲先生說郭先生「只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皮毛,中共才懂得精髓」。

最令筆者覺得可愛的是,郭先生等精英份子流亡美國恐怕也有十多年了吧,是否因為整天泡在「體制內」人士的小圈子裏而對外面世界疏於了解,竟然將BBC每月舉行一次的網上「民意調查」當真!如今資訊科技爆棚,連小孩子都知道網站五花八門,不可輕易上當,郭先生自己也說「千年偉大思想家」選舉,兩次結果只差一票,就足以令馬克思和愛因斯坦互換位置。可想而知這種網上選舉有多少人參加?有多少嚴肅性?想不到七老八十的老學究還會如此幼稚,居然拿這種網上選舉作為理論文章的依據,同一網站曾經選舉希特勒為「最偉大領袖」之一,郭先生是否也準備為希特勒著文立論?

看來郭先生太熱衷於引經據典了,以至於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不但令讀者迷惑,也令郭先生的英名蒙羞。比如郭先生說:馬克思衹提出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下執政」,而「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的發明,但是就在郭先生自己這篇文章卻引用說:「馬克思將階級統治定義為“專政”」,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郭先生文章中說:「“科學的科學”是一種哲學,專指馬克思以前的舊哲學」,同一篇文章又說:「區別十分簡單明瞭,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官方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科學”」,如此推理,豈不是說「官方馬克思主義」(郭先生指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以前的舊哲學」?不但自相矛盾,而且莫名其妙。

郭先生文章中說:「任何科學都需要證實,凡是可以被証實的,也可以被證偽;要是不能被證偽,就無須証實了」。郭先生在這裏玩弄邏輯語言太不高明了!第一句既然說「任何」,就不應該有例外,怎麼最後一句又變成「無須」呢?短短一段話就前後矛盾,還是趁早別再在廣大讀者面前耍弄了!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現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中國民主運動方興未猶,共產主義試驗已經失敗,証明了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標誌著中共已經變質,不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只剩下一句空話,只有郭先生這樣的老學究才會將這句話當真,並且在那裏喋喋不休地討論誰是「正統」,於民主運動何益?中華民族當務之急不是討論應該實行哪一種馬克思主義,而是從根本上「驅除馬列異端邪說,恢復中華傳統文化」!筆者建議郭先生少花一些精神泡在故紙堆鑽牛角尖,多花一些精神去研究中國民主運動的實際問題,如是者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不可限量,希望郭先生能夠接受筆者善意的建議,大家一起共同為中國民主運動出力。

不當之處,請郭先生不吝指教。

05/03/05

(刊於「新世紀」、「大紀元」等網站)

Friday, February 4, 2005

從楊振寧教授再婚一事看兩岸三地心理文化

(紐約)李大立

近日,華人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教授再婚一事,在華人社區裏成了大新聞,兩岸三地均有不少報道和評論,但是如果細心觀察一下,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由於大陸沒有新聞自由,所以大陸的輿論分為官方和民間兩種,而且尖銳對立:官方輿論「盲目吹捧」,民間輿論「罵聲一片」;台灣輿論「衷心祝福」;香港輿論「八卦新聞」。從中完全可以看出兩岸三地三個不同的社會,有三種不同的心理文化。 大陸官方輿論對楊教授的再婚充滿一片溢美之詞,其中許多簡直是肉麻的吹捧,諸如「散發著人性的光輝,超越了世俗的勇氣,……」、「一個充滿感性的楊振寧教授比純粹學術意義上的楊振寧教授更讓人崇敬,……」等等。眾所週知,這不過是大陸政府政治上的需要,無恥無聊的御用文人的遵令文章而已。民間輿論批評說:「環顧國中所有媒體,除了無意中流露出的娛樂心態之外,幾無一語對楊振寧先生不敬,何也?在官方嚴密控制之下,對這個政權最尊貴的座上客不敢不敬也,只有在互聯網上才能聽到不同的聲音」。 那麼,大陸互聯網上民間的聲音又是甚麼呢?由於楊教授過往一向擁共媚共,共產黨又需要利用楊教授的名氣裝點門面,所以雙方形同政治情侶。或許是壓迫越甚,反抗越大的緣故,被剝奪了言論自由的大陸民眾,對楊教授的再婚自然就借題發揮,指桑罵槐,因而網路上一片罵聲,言語尖銳激烈,用詞尖酸刻薄,有些簡直難以入目。層次低的叫罵「老色鬼」、「小妖精」,層次高的海外留學生則說:「法律上我不反對,道德上我蔑視這樁婚姻……」,更有甚者,竟然認為這是翁小姐和幕後男友設下的圈套。筆者理觧大陸民眾與其說是針對楊教授的「老少戀」,不如說是針對楊教授的「擁共媚共」,不過無論如何仍可以看出,大陸人民包括其海外留學生目前的心理文化素質還遠遠落後於香港和台灣。 楊振寧教授和台灣清華大學及中研院也保持來往,有不少學生弟子在台灣,所以楊教授的婚事在台灣也引起了較多的迴響。台灣的主流與論均視作大好事,「聯合報」、「中國日報」等都發表文章表示衷心祝賀,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先生說:「這是振奮人心的消息」;狂人李敖說:「很正常,這是每一個八十二歲男人的共同願望」,語氣詼諧幽默;楊振寧的學生中研院副院長鄭國順先生更是為他的老師衷心祝福,社會輿論普遍反應正面。 香港衹是一個彈丸之地,沒有什麼尖端科學,雖然楊振寧教授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教授,但是普通市民對其知之不多。在楊教授再婚這件事情上,香港輿論表現最為超脫,既沒有大陸官方的溢美之詞,沒有大陸民間的一片罵聲,也沒有台灣的普遍迴響,報紙上的報道僅止於坊間八卦新聞,和平日司空見慣的影視明星、社會賢達的花邊新聞一樣,幾乎沒有專題評論。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之區,市民都知道這是楊教授和翁小姐之間的私事,外人完全沒有妄加評論的必要,更沒有橫加指責的權利。 一個長期被暴政蹂躪的社會,一定會製造出普遍畸形的心理文化,在楊教授再婚這件事情上,中國大陸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一面倒的輿論對此都表露無遺。筆者完全理解大陸人民憎恨共產黨獨裁專制,操縱輿論一手遮天的惡行,人民大眾奮起抵制和反抗蠻不講理的官方輿論是完全正義的。但是這種反抗必須符合民主法治的原則,必須尊重人權。你可以猛烈批判楊振寧先生的擁共媚共,猛烈批判共產黨的獨裁專制,但是你不能干涉楊振寧先生的私事,侮辱他和翁小姐的人格。法律上,楊先生和翁小姐都是單身,只需雙方自願,婚姻法並無年齡限制。所謂道德上,更不應以年齡差距作標準,差距大並不代表不道德。楊振寧先生說:「我們都知道我們能夠也會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奉獻給我們的結合」,既然楊先生和翁小姐兩人對他們的結合充滿信心,其他人又何必為他們瞎操心呢?男歡女愛兩情相悅自願結合干卿底事,任何人包括父母都無權干涉。對別人的婚姻私事進行「道德審判」,就像對其肉麻吹捧一樣,不但幼稚,而且無聊。無論各人的政治取向如何,他作為個人的人權必須受到尊重。天賦人權,愛和被愛是基本人權之一,絕不能因為年老而被剝奪。無論何人因何種理由以何種方式,都無權侵犯人權,干涉其他人的私隱,包括所謂「輿論討伐」,「道義譴責」等等。過往幾十年共產黨一貫隨意剝奪人民大眾的基本人權,如今看到一方面被共產黨剝奪了基本人權,另一方面又受到共產黨毒害的大陸民眾也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用共產黨的手法去剝奪別人的人權,真是令人痛心!爭取民主必須要用民主的方法,爭取法治也必須用法治的手段,任何人對任何事都不可以例外,只有這樣,民主和法治才能最終實現。 最後,請讓我摘引兩段海外網站上海外華人的說話,供中國大陸民間人士參考,看看不同的社會孕育出來不同的心理文化到底有什麼區別: 一名叫Jesse的英國華僑說: 「I believe there is something between they two that we as outsiders don't understand or reasons that we don't know yet. Whatever that is, it is their decision and I don't why we should be bothered. Why can people just leave others do whatever they want in their life? It is their lives. Nobody has the right to judge other people's life. 」譯文是:「我覺得他們兩人之間有些東西是我們外人不理解的或是有些我們不知道的原因。不管是什麼,這是他們的決定,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關心。為什麼人們不能不干涉別人的生活,沒人有資格裁判別人的生活」。 另一位名叫Heidi的英國華僑說:「兩相情願的婚姻,我們局外人有資格說什麼嗎?我們應該要評價的是國人總喜歡窺探討論別人的隱私的毛病。再說,在一個喜歡討論別人隱私,對人缺乏尊重的國家裡,我們能活得快樂嗎」?

06/01/05

(該文摘要發表於「開放」雜誌05年2月號,此處是全文——筆者註)